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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总的说来，正如我以前指出过一样，女人的个性比男子的个性高出很多，大大超过了托尔斯泰注入自身思想的那两个男主人公：优柔寡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热情然而生硬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他们都是没有主见的人，总是踟蹰不前，在两极之间摇摆，无法前进。人们会说，这正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但我发现，有些俄罗斯人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屠格涅夫责怪托尔斯泰这种静止不动的心理。“没有真正的发展。总是犹豫，感情摇摆不定。”[115]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有时是牺牲个人的性格[116]，去迁就整体的历史。 　　的确，《战争与和平》的光荣成就，在于再现了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民族的迁徙、各国的战争。书中真正的英雄是人民，在他们后面，也和荷马的英雄一样，是指引他们的诸神：看不见的力量，“指挥大众的是无穷小”，是“无限”的气息。在这些波澜壮阔的战争之中，隐藏着的命运之神使各国盲目地兵戎相向，而战争本身却具有一种神秘的伟大。除了《伊利亚特》，更令人想到了印度的史诗。[117] 　　＊＊＊ 　　《安娜·卡列宁娜》和《战争与和平》，标志着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说明作者对其艺术已经更加得心应手，经验也更丰富，内心世界对他已没有任何秘密。可惜其中缺乏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而这正是《战争与和平》高飞的双翅。托尔斯泰已经不能创造出同样的欢乐。新婚初期那种暂时的平静消失了。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又开始溜进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周围营造的爱情和艺术的迷人氛围。 　　在《战争与和平》的前几章里，婚后一年，安德烈公爵对皮埃尔说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已经暴露了一个人的幻灭情绪，他把自己所爱的女人看做外人、一个无心的敌人，无意中已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障碍。从一八六五年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宗教困惑的回潮。他这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幸福完全可以将其抹去。但在托尔斯泰即将完成《战争与和平》的几个月里，即一八六九年，却发生了一次比较严重的震撼： 　　他离开家人几天，去视察一块领地。一天夜里，他已经躺下，时钟刚敲过凌晨两点： 　　我累极了，很困，倒没觉得身体不舒服。突然间，我悲从中来，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详细情况，我以后会告诉你。[118]那真是吓人。我立即跳下床，吩咐套马。仆人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到别人喊醒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再次出现，不过远没有那么厉害……[119]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用爱情苦心建造的幻想之宫出现了裂缝。《战争与和平》的完成让作家的头脑有了些空闲，哲学和教育的思考重又乘虚而入[120]：他想为老百姓写一部《启蒙课本》[121]，埋头苦干了足足四年，比《战争与和平》更让他得意。一八七二年写第一部，一八七五年写第二部。接着，他迷恋起希腊文来，从早到晚地研读，把其他事都抛在一边。他发现了“美妙的希腊语言”和荷马，真正的荷马，不是翻译家所表现的荷马[122]，不是茹科夫斯基和沃斯[123]之辈那种如泣如诉、甜腻腻软绵绵的腔调，而是“另一个引吭高歌，旁若无人的魔头”。 　　不懂希腊文就谈不上有学问！……我确信，迄今为止，我对所有人类文学中最美、最朴实的文字可说一无所知。[124] 　　这简直是荒唐，他自己也承认。他重新投身学校的事业，由于过分投入而病倒，一八七一年，只好到萨马拉的巴什基尔家做奶酒治疗。除了希腊文，他对一切都不满意。一八七二年，他打了一场官司，之后他郑重地提出：将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卖掉，去英国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深感忧虑： 　　如果你把心思都放在你那些希腊人身上，你的病便好不了。他们给你带来了烦恼，使你对现世生活不感兴趣。人称希腊文为死文字一点没错：它能使人心如死水。[125] 　　 　　＜一八七三年的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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