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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一


  这位下野的检查官在大学求学时,确信科学赖以证明幻想是不可能的那些依据是不牢靠的,确信是天命注定使他——帕拉范特——离开了生气勃勃的平原世界,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天命选中了他,把超验的目的带进了完成尘世任务的领域。这就是他的境况。他反复思考和精确计算他出去和站立的地方,不计其数的纸上画满圆圈、字母、数字和代数符号,在他皮肤黝黑的面孔上——一张似乎挺健康的男子面孔——流露出有预见的和坚毅的狂热神情。他的谈话异常单调而又毫无例外只与相对数Pi有关——一个绝望的分数。一个具有低等天赋的、名叫策尔哈里亚斯·达泽的心算人,有一天竟把它计算到了两百个小数位。其实那是完完全全的奢侈浪费,因为即使用两千个小数位也难以把无法实现的精确数的近似数加以穷尽,从而可以宣布它是持续性的。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痛苦的思想家,因为他只要抓住谁的胸脯,就会对他倾泻滔滔不绝的灼热话语,肯定是为了通过这种神秘的荒唐背理,唤醒对玷污人类精神可耻的人道感情,徒劳地用Pi无休止地乘以直径,以求得半径上方的二次冥,求得圆的面积,使检查官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人类从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更困难了,怀疑这个答案实际上是否儿戏一般简单。难道不应该去求圆周的长度,因而也不必把每根直线弯成圆周吗?有时,帕拉范特接近于相信存在着一种上帝的启示。直到深夜,人们还看见他坐在冷落的、灯光暗淡的餐厅桌子旁。在光秃秃的桌面上,他把一段细绳小心翼翼地摆成一个圆形,突然又以奇袭的姿势把它拉成直线,而后艰难地撑起双臂,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宫廷顾问偶尔也走过去给他这种令人压抑的把戏出些点子,反而加重了他的抑郁情绪。这位痛苦的人为着他可爱的忧伤,可能也向汉斯·卡斯托普请教过一次,后来还有过一次,由于他遇上了非常友好的情况,遇上了对圆的秘密表示关切的感情。他对这位年轻人形象地解释这个绝望的Pi,给他看一个十分精确的图,非常吃力地在两个多边形之间画了一个圆周。

  多边形有无数微小的边,一个写的和一个没有写的直至最后人所能及的近似。可是,那个余数,即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通过预期的包围避开有理化的曲率——检查官颤动着下颚说,这就是Pi。具有一切接受能力的汉斯·卡斯托普,表现出对Pi比谈话者本人更有兴趣。他把这称之为一种恶作剧,建议帕拉范特先生对他热衷的捉迷藏游戏不要太认真。

  他谈到了那些不延伸的拐点,是它们构成了没有开头和结束的圆;还谈到了过分的抑郁,指出它自身没有永久的方向,只是不停地运动,执著而虔诚。卡斯托普的忠告给了检察官以暂时的安抚作用。

  此外,他的品性也使汉斯·卡斯托普更加信任这位邻居。是他被某种不变的想法所攫住,是他为大多数无忧无虑的人对此不屑一听而痛苦。以前有个奥地利地方的雕刻家,年事已高,生着苍白的小胡子,鹰爪鼻,蓝眼睛。他提出了一项财政性质的计划——关键的地方用水墨色写上了工整的粗体字作记号——计划的目的在于要求每个报纸订阅者做到每天保留四十克旧报纸,收集后于每月初一交出。这样,每年就有一万四千克,二十年后就不会少于二百八十八公斤,按每公斤二十芬尼计算,价值五十七点六德国马克。他在记事本上继续写道,五百万订户在二十年内提供的旧报纸价值二亿八千八百万马克,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其中的三分之二可以优惠到新订户头上去,新订户就可以获得便宜的订价。余下的三分之一约为一亿马克,可以用于人道目的,用于资助民办的肺病疗养院,用于经济困难的有才华的人,以及其他等等。这个计划十分周密,绘有一张每公斤的价格图,以便于旧报纸收集机构看出每月收集报纸总数的价值,还绘有用来作偿付收据的有孔表格。计划有根有据,对各方面作了详尽说明。漫不经心地浪费报纸,以及那些不明事理的人随意用自来水和大火销毁报纸,意味着对我们森林的背叛,对我们国民经济的背叛。爱惜报纸,节约报纸,意味着爱惜和节约纤维素和森林资源,节约工厂为生产纤维素和纸张消耗的人力,它不是一笔很小的人力和财力。此外,旧报纸极易通过生产成包装纸和硬纸板的方法提高价值四倍。这样,它就能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国家和地方富饶的税收基础,也将减轻作为税收主体的报纸读者的负担。总而言之,这个计划是好的,其本身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说它还带有令人可怕的、游手好闲的也即阴暗的、怪僻的成分,那正是因为不恰当的狂热之故。

  这位以前的艺术家狂热地追求和维护这个经济主张。对这样一个经济主张,在他内心深处显然也并不十分认真,他对此没有作过微小的尝试,将这个主张付诸实施……检察官以其热烈轻快的话语宣传他的济世思想时,汉斯·卡斯托普侧着脑袋,边倾听边点头,同时思索他人对之表示蔑视和反感的性质,由此损害了他对这位发明人怀有的支持态度。

  “山庄”大楼里有几个人学了世界语,会在进餐时用这种人造的、不易听懂的语言胡乱扯上几句。汉斯·卡斯托普板起脸注视着他们,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些人是最糟糕的。这里新近来了一伙英国人,他们带来一种集体游戏。它并不怎么特别,参加游戏的人坐成一个圆圈,每个参加者对自己的邻座提一个问题:“您看见过只穿一件汗背心的魔鬼吗?”被问的人要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看见只穿一件汗背心的魔鬼。”

  随后他再同样地询问另一个人——依次一直问下去。这是可怕的。但对可怜的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更可怕的是大楼里到处可以见到玩纸牌算命的人,几乎是整天不停地玩。最近以来,这种消遣活动的热情简直把一座大楼搞得乌烟瘴气,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也成了这场瘟疫的牺牲者——也许还是最令人感动的牺牲者,自身的体验使他更有理由感到可怕。他迷上了一种有十一张牌的纸牌游戏。

  玩这种游戏时要把惠斯特牌摊开放成三排,每排三张牌,再把两张总计为十一点的牌和三张摊开的老头牌盖起来,直到算出有走运的机会为止。别以为这个简单的游戏不会使人的心灵着魔。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试验了这种可能性——试验时皱着眉毛,因为放纵绝不是快活。人们沉湎于小鬼牌的兴趣,被不断奇妙变换的运气所压抑,有时又陶醉于些微的幸运幻觉中。开始时会得到许多成对的牌和皇后牌,以致在第三组牌完成之前(一个暂时的胜利,它刺激神经立即作新的尝试),牌就差了。然后是第九张和最后一张牌再度拒绝任何一次新的盖牌可能性;或者在最后一刻突然发生阻塞,飞走了似乎已有把握的胜利。——他整天到处用纸牌算命,夜间在星光下,凌晨穿着睡衣,上午坐在桌旁,连梦中也在摆弄纸牌。他感到害怕,但他还是干。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有一次去探望他时,就遇到他正在这么干,如同他总爱说的那样,他的来访“妨碍了”他。

  “太巧了!”他说,“您在用牌占卜,工程师?”

  “不是这么回事,”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说,“我只是随便摆摆而已,纯粹是偶然闹着玩的。它变化无常的鬼脸,它先是阿谀逢迎然后又是不可思议的难以驾驭,使我费尽了心机。今天早上起身后,纸牌的结局先后三次均很顺利,其中一次还是两排全顺,创造了记录。您可以相信,我现在是第二十三次摆牌,但没有一次是摆到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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