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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


  此刻,舒夏特夫人也加入了谈话。她说,这样不好,谈话会使佩佩尔科恩疲劳不堪,他会因此又发高烧的。虽说她并不想打断双方的谈话,但她现在不得不请求汉斯·卡斯托普先生使这次谈话到此为止。他当然照办。但以后又谈了一次话。那是发过三日疟以后几个月,他重又坐在这位国王的床边,舒夏特夫人在一旁走来走去,对谈话略作控制,有时也插几句话。佩佩尔科恩在没有发高烧的那些日子里,也和汉斯·卡斯托普以及满身珠光宝气的女旅伴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因为荷兰人只要不躺在床上,就从来不放弃晚餐后把这个“山庄”的一小撮上等居民——有时也变换人员——召到一起打牌、喝酒以及享受各种各样的提神饮料,有时在小客厅,如上次那样,有时就在小餐厅里。每当这种场合,汉斯·卡斯托普总是习惯地坐在那位懒洋洋的女人和了不起的大人物中间。佩佩尔科恩也到户外去活动。这时,费尔格和魏萨尔先生就参加一同散步,不久还加入了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两个精神上的对手。

  与他们俩的相遇是不可错过的机会。汉斯·卡斯托普认为,让他们和佩佩尔科恩以至也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相互结识,是值得珍视的一件大事——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位辩论家是否欢迎这种结识和交往。他在内心深处相信他们需要他这个教育对象,宁愿忍受一些不快,也不愿放弃在他面前的对抗。

  他也毫不怀疑,他这个朋友圈子五花八门的成员至少会容忍意大利人和耶酥会士的争论。他们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张、拘谨甚至内心敌对的情绪。我们这位微不足道的主人公怎么会把他们揉到一起,令我们也深感惊异——我们只能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解释,是他性格中具有热爱生活的成分,使他乐于倾听一切值得倾听的东西,别人可以把它称之为本身就是一种礼貌,从而使他不仅可以和同龄人及大人物相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相互结合在一起。

  这些关系的发展多么奇妙啊!它吸引我们急于去搞明白这些缠绕在一起的线头,诸如汉斯·卡斯托普在散步时以怎样狡猾的、热爱生活的目光去观察他们。就说那个可怜的魏萨尔吧,他热烈地追求舒夏特夫人,卑躬屈膝地崇拜佩佩尔科恩和汉斯·卡斯托普,以有幸见到前面这位统治者为荣,对后者只是为了过去的那段经历。至于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乃是迈步轻盈、体态妩媚的病员和旅行者,又是佩佩尔科恩的随侍人员,尽管她外表十分自信,却又总有什么使她感到不安,因为她内心恼怒地看到,过去狂欢节上的一名追求者竟和他的统治者相处得如此之好。这种恼怒是否令人想起决定她对塞特姆布里尼态度的东西呢?这个谈话动听的人,这个伪君子,这个不讨她喜欢的人,她不就是这样高傲而又绝情地称呼他的吗?对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的这位朋友,她多么想责问他用地中海地区的方言讲了些什么。他在彬彬有礼的年轻德国人——

  一个出身于良好家庭的漂亮的资产阶级少爷,当他想接近她时眼里还噙着泪水——身后略带蔑视地讲的那些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汉斯·卡斯托普就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热恋了,但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意思,而是希望真诚相爱。如果情况不允许和不明智,也不要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就是说,爱得很深,他顺从,迁就,痛苦,献殷勤,像奴隶一样,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狡猾;他完全明白忠诚于这个生着一对鞑靼人迷人小眼睛的慢性病人,具有并保持了何等的价值。从他本人无比痛苦地表现出的迁就相比,塞特姆布里尼对她的态度提醒她要重视这个价值。塞特姆布里尼的表现更证实了她的这个猜测,那种矫揉做作的虚伪礼貌是不可接受的。糟糕的是——在汉斯·卡斯托普眼里看来,毋宁说有利的是——她对列奥·纳夫塔的关系曾寄予希望,却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尽管她还没有遇到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样对她的性格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谈话的条件也较为有利:他们——克拉芙迪娅和精明的矮个子纳夫塔——有时也单独交谈,谈论书籍,谈论政治哲学问题。他们俩对极左观点的看法是一致的。汉斯·卡斯托普忠诚地参加了谈话。但她也许发觉那里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有礼貌的迎合和保留态度,像所有的暴发户那样,是一个暴发户小心翼翼对她表示的迎合态度。他那种西班牙式的热衷于恐怖从根本上来说和她摔门的浪荡作风甚少一致。作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他还说了一句轻微的和难以理解的刻毒话;以她女性对于两个敌手——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特有的嗅觉力,她一定感觉到了这句刻毒话的含义(就像她那位狂欢节骑士本人的感觉那样)。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他们俩对汉斯·卡斯托普不满的原因:教育者对她恼怒,是因为她成了破坏性的和分散注意力的因素。这对精神上一度势不两立的敌手因而团结了起来,在教育问题上的不和也就消失了。

  这种敌意是否也渗入了两位雄辩家对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的态度中呢?汉斯·卡斯托普确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他幸灾乐祸地预期会发生这种情况,自己又是那么渴望把这位说话结巴的国王和他的两位“政府顾问”——有时他在内心开玩笑地这样称他们俩——弄到一起,借以研究其产生的效果。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在室外不像在室内那样显得仪表堂堂。头上柔软的毡帽一直盖到前额的下方,把他蓬松的白发和前额上深深的皱纹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一部分面容,仿佛是一张皱缩了的脸,就连他发红的鼻子也不那么趾高气扬了。他走路也不如站着那么好看,如同往常那样,每走一步整个沉重的身躯连同他的脑袋就会甩往一边,甩往向前迈步的那只脚一边,使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位国王,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迈步时大多也不像站着时直起整个身子,而是像垂头丧气似的。但他还是比意大利作家——更不用说矮个子纳夫塔了——高出一个头——这可不是唯一的原因,表明他的出现为什么会给两位政治家的生存以这么巨大、十分巨大的压力,就像汉斯·卡斯托普先前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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