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坛的苦行僧_余阿勋

附录：日本文坛的苦行僧(1)

　　余阿勋

　　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表，每届都在星期四，川端康成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得奖，波兰的米瓦希于一九八〇年的十月九日得奖，都在星期四，最近五年来，每次宣布诺贝尔文学奖，也都在星期四。

　　这两年来，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去年秋天，日本新闻界传说不是巴金，便是井上靖，后来又传说巴金谦让了，注定非井上靖莫属。于是井上靖的故里伊豆半岛的汤岛町，每到礼拜四的晚上，町长以下干部职员，加上井上靖的老朋友二、三十人，就聚在一起，等待那兴奋的时刻。

　　等到六点没有消息，七点的新闻也没有出来，等到九点多只好解散了。可是井上靖在东京世田谷的住宅门前，却围了五六十个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六七辆电视转播车早已发动引擎，亮着灯光，随时准备现场转播。

　　当时，笔者为了采访新闻，也挤在这五六十个记者中间。九点半还没有消息，日本记者好些人拿出对讲机与其他阵线联络，“喂喂，这里是井上邸，有消息没有？请回答。”“喂喂，这里是文部省，这里掌握到的情况是，过了十点会有消息进来，请回答。”可是过了十点，依然没有消息传来。在井上邸内，准备庆贺的“青蛙会”会员，派代表出来向记者们道辛苦，等记者散去后，他们继续“祝贺”到一点多。

　　像这种情况，两年来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每次井上靖都会过意不去，在我们离去之前，出来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他是“无心”让我们站那么久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年诺贝尔又援例没有颁奖给我。”

　　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对新闻记者的甘苦比谁都了解得深刻，不像写病态与感伤作品的三岛由纪夫，记者要求访问，十之九次必定回答：“电话里谈好不好？”川端康成算是比较随和的，然而他太木讷，缺乏经验的记者很难采访到东西。

　　井上靖自己在每日新闻干过十六年文教记者，懂得怎样提供材料给来访的记者。每次没有等到好消息，他自己够失望了，还是要讲几句话，让记者的采访簿记有一些内容。记得有一次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骚动呢？我自己从前干过记者，当然明白，最主要原因，就是万一我得奖了，自己的报导输给别的报怎么办？偏偏这件事又是毫无根据的，在大骚动的漩涡中，所有认识的人，都毫无根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消息，连是不是列入有力候补都没有人知道。想了一想，我只有几本书给翻译出来，外国人就是要给日本人奖，凭什么来评价呢？拿作家来比较，说谁比谁优秀，那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用各种不同文字写成的作品，如何评定其高下？所以万一诺贝尔奖给了我，那是我的运气，就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不偏不倚掉在我的头上一样（笑），可是幸运是在宁静中才会降临的，像今天这样骚动的话，根本就不会来，不过我对这样骚动，虽然感到有点惭愧，却不会责怪大家，你们一片好意集合在这里，我应该感谢才对，可惜时间都浪费掉了，本来人生就有很多这样的浪费，算了吧，这次的骚动，对我还是非分之想，现在这个非分之想，已经从我的屋顶上飞走了。”

　　井上靖是一位靠双腿写作的作家，但他当记者的时代却是一个靠双腿写新闻的记者，曾经当过他属下的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便说他是一个用头脑采访的知性派记者。自从当了作家以后，几乎每写一部作品，都要花工夫做周密的调查，为了写《冰壁》，他攀登了穗高岳，不管怎样疲劳，睡前必定做好笔记，在山上三昼夜，一本笔记簿全部写满了。他的努力与细心，从密密麻麻的笔记上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

　　他以短篇小说《猎枪》成名，以《斗牛》获得芥川文学奖，那时他已四十三岁。他放弃记者，走上作家的路，是有原因的。他在每日新闻已升到文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为了写美术评论拜访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当头就泼了他冷水，告诉他：“你真的想写艺术评论的话，最好先去欧洲看看原画再写，那么你可以当日本第一流的美术记者，否则还是不去写的好……”

　　对出身京都大学专攻美学的井上靖，这段话简直是沉重的打击，在今天看来，当时对井上靖毋宁也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他的岳丈足立文太郎，当时任京都大学解剖学名誉教授，就鼓励井上靖说：“人生四十以前是储备期，到了六十岁还一事无成，一辈子就注定完了，现在开始下个赌注吧！”井上靖就孤注一掷——走上作家的路。为了专心创作小说，他与妻儿分居，过真正孤独寂寞的生活，写成的稿子交给佐藤春夫，再交给大佛次郎，最后交给《文学界》杂志的顾问今日出海手中。他押对了宝！

　　从《猎枪》、《斗牛》以来，他一贯地在故事中表现热情、执念、爱与恨、虚无；《明日客》、《冰壁》《楼兰》《海峡》《敦煌》《忧愁平野》则是一系列的恋爱小说；读到以中国西域为背景的《天平之甍》、《苍狼》等，他以简洁的文体鸟瞰悠久民族的宿命问题时，虽然欠缺荣辱与共的切身感受，却不禁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产生共鸣。

　　作家是喜欢向未知探索前进的，井上靖为了写中国历史小说，已亲访过二十几趟西安与天山南麓，小说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塑造，都经过绵密的实地调查。说得精确些，他不仅具有新闻记者的锐利感觉，同时还具有“学者的考证癖”，对《敦煌》与《楼兰》的历史考证之热心，使专家都为之惊讶。一九五七年到中国大陆采访，旅行袋里放着一本《天平之甍》的校样稿，到达故事背景的广州时，拿出旧资料问花草名，当地人连一个也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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