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坛的苦行僧(2)_余阿勋

附录：日本文坛的苦行僧(2)

　　这趟旅行还有一个插曲，从广州北上的粤汉在线，井上靖把化妆箱弄丢了，同行的人对他说：“中国大陆听说没有小偷，到底还是有啊——”井上靖连忙说：“可别让翻译人员知道，传开去不大好。”车抵汉口，他只好去百货店再买一套新的，不料刚买到手，翻译人员把他丢掉的化妆箱送来了，他望望同伴说：“幸好没有讲出去……”

　　和川端康成一样，井上靖也喜欢旅行。川端是喜欢漂泊流浪，身上时常只带单程车票的钱。井上靖的旅行先有周密计划，他说在东京没有思考的时间，只有出门旅行，才能安静构思。他还喜欢鉴赏艺术品，可是也仅止于鉴赏，买是不轻易买的。其他钓鱼、看电影、高尔夫等，他都没有兴趣，连看书的时间都少有，他的书房里堆积的书，都是写小说必要的资料，有关西域的书籍，他自己说几乎没有遗漏。

　　除了中国历史小说外，他还喜欢印度的，他说同样是佛教文化、或汉字文化的国家，就有共通的历史地盘，总比较容易理解，特别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对日本人简直具有深不可测的魅力。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受无常观的影响很深，读了每一部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都会有一致的感觉：人生就像一场战斗，为了一个目标，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但转眼问，绚烂归于平淡，一切回到静寂。这就是历史的潮流，青春与无常观也就构成井上靖作品的双重主题。

　　在苦心经营下，他的作品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觉，同时也具有美学的特异性，所以他的作品能酝酿成比较高级的大众文学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说得率直一点，井上的文学，活似艺术家的精品，是靠井上的巧妙手腕雕琢起来的，有人读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批评他并不是灵魂的艺术家，然而，评价艺术作品毕竟是靠主观，对于任何作家或作品，我们不妨舍弃原来的尺度，另换一种角度和眼光。

　　他的作品，读来不觉辛苦，笔调清新明快，架构确实，色彩并不腻艳，在精要处保持住一定的风格，在大众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上，他算是成功了。读他的初期作品《猎枪》（中央副刊连载过，亚新译），那种华丽的词汇与装饰的趣味，或许会给人过分矫作的感觉，相反的，得了芥川奖的《斗牛》虽获好评，却给人“稍涩”之感，好在这些毛病，在往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再出现。

　　继《斗牛》之后，他还得了不少的赏，譬如《天平之甍》得艺术选奖文部大臣赏，《冰壁》得艺术院赏，《楼兰》、《敦煌》得每日艺术大赏，《淀殿下日记》得野间文学奖，《风涛》得读卖文学奖，《露西亚国醉梦谭》得日本文学大赏。紧接着又得到菊池宽文学奖和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三年前就任日本笔会会长，目前正与大江健三郎等几位理事筹备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

　　为了筹备国际笔会，必须向实业界和出版家捐款，井上靖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本事。有人比喻他是日本文坛的德川家康，能在有意无意间化敌为友，如果当政治家的话，俨然是名干事长的才具。譬如他与文坛的交往，建立人际关系是很有一手的。当时的文坛有四个重镇，其一是拥有三千门徒的佐藤春夫，其二是早稻田的丹羽文雄，其三是舟桥圣一，其四是川端康成。普通的作家初出道，至多选择一个重镇追随到底，井上靖则不同，成名作是靠佐藤春夫发表的，之后又参加舟桥圣一的同仁会。同时又加进丹羽文雄的“丹羽高尔夫学校”，最后还辅佐川端康成处理日本笔会理事的工作。换句话说，他同时拥有四个重镇的精神支持和关怀。

　　但是井上靖既不师事名家，也不招募徒弟，他与任何人都谈得来，并善加照顾，冠婚葬祭他都参加，并致辞。许多编者都以换班方式陪他喝酒。就任笔会会长以后，俗务一增多，写作的时间也被侵占了。

　　每年临近秋季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井上的哪一部作品可能给诺贝尔奖看上，东大教授兼文艺评论家佐伯彰一认为，井上靖受奖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说，倘若井上的作品受到重视，可能是描写成吉思汗东征的《风涛》，以及描写美国移民的《摘棉花》较有希望，可惜这两部作品只有韩译本，而没有英译本或欧译本。

　　佐伯彰一批评说，井上靖的作品不但通俗而且缺乏张力，通篇是沉闷的叙述，没有一点高潮，不过描写遣唐史的《天平之甍》倒是用整个亚洲史的观点去写的，这种历史感觉西洋人是少有的，如果井上的作品得奖，这一点恐怕是主要的理由吧。

　　另一位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的看法则是：川端康成的受奖理由是以敏锐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心理的精髓，对象作品是《雪乡》与《千羽鹤》，这类作品是令西洋人吃惊的，其锐敏烘托出的特色，几近于一种病态，犹如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所具有的，可是井上靖则不同，他正好相反，外国人很难了解他的优点，只有日本人能了解他。

　　山本健吉说，井上靖有历史小说，有夏目漱石以来超出水平的新闻小说，何况他还有外国人很难理解的私小说，如《母亲记》、《道》、《壶》等，如果因为这些作品而受赏的话，就更使日本人感到欣慰了。

　　井上靖大学时代因柔道摔坏一只耳朵是很有名的趣闻轶事，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上半身失去重心，站在讲台上总是右肩上斜，稍微前倾，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尽管如此，每次与他通电话，他从来没有听错或漏听一句话，问他今后的抱负如何？他说今后还是想继续写历史小说，因为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极限，可以从日本或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这种工作是乐趣无穷的。

　　有位评论家比喻井上靖像一只水鸟，双脚在水面下拚命划，表面上却只见端丽的姿态。然而我的印象中，井上靖却像大学殿堂里的一位苦行僧，他曾明白说过，与其当“利休”，他宁愿当“西行”，利休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奇士，留下许多生平数据，却没有作品留下，西行是鎌仓初期的一个歌僧，留下《山家集》等作品，却“生平不详”，井上靖身为一个作家，只希望留下作品，而不愿留下生活实录，这或许是他的真正心愿，可是活在现代，可能吗？

　　（原载1983年十二月十日中国时报，为纪念余氏病逝东瀛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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