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政治与良心(3)

一五

　　我常有机会和访问我们国家的西方知识分子谈话，他们的日程表上包括访问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有人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关怀，或希望理解和表达支持，也有人纯粹出于好奇。在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纪念馆之外，持有不同政见者显然是这个沉闷单调的环境中唯一令人感兴趣的事情。这些谈话通常是颇有启发的，我从中学习和理解了不少东西。问题通常是这样一些：你们人数这么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你觉得真可以改变事情吗：你是反对社会主义呢还是仅仅想改进它？你是否谴责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弹？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你目前所做的全部只能为你带来迫害和牢狱之灾，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那么驱使你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你想要在你们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复辟吗？提出这些问题有着良好的动机，出于渴望理解的愿望显示了发问者本人关心这个世界的现在和将来。

　　但我仍要说，再三向我提出的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表明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完全不理解——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可能理解——这儿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者”是受什么驱动？并且最重要的，我们的所做所为最终说明了什么？例如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当然，可以是很多。这个世界上有自由思想的人们越多地支持、关心我们，和我们团结一致，那么我们被抓起来的危险越小，我们的声音不至成为荒野中的呼叫的希望就越大。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深处存在着内在的误解。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帮助我们这些少数“持有不同政见者”至少暂时不致入狱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更加自由一些。

　　这儿的人首先而且最需要的是自己帮助自己。我们曾经太多地等待别人的帮助，太多地依赖这种帮助，同时也导致更多的灾难：不是在最后一刻撤走答应的援助，就是转向人们期待的对立面。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还有某些东西更为生死攸关——救助我们全体，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来访的我的对话者。难道事情不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关？难道我们的黯淡前景，我的希望，反过来说不也是他们的黯淡前景和希望？而我的被捕不正是对于他们的一击？他们所受的蒙蔽不也是对我的一击？对布拉格人的镇压不也是对全体人类成员的一个镇压行为？如果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甚至抱有幻想，那么不也是替其他的地方发生悲惨的事情作准备？他们的受难不正是我们受难的先决条件？关键并非是某些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需要帮助，而是作为这个地区的人需要帮助。

　　我可以最好地帮助自己摆脱烦扰只要不再做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关键是持不同政见者徒劳的努力和他的命运告诉了人们什么，关于环境、命运、机遇和这个世界的问题，他们的行动证实了什么？他们拥有哪些方面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他人思想养料的东西？他们以何种方式解释自己的命运并且使之成为与我们共享命运？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他们成为前来访问的人们的一个警告、挑战、危险和教训？

　　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得承认这个问题给我一种上个世纪深处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些完全是意识形态和在语义上含混不清的概念，早已变味了。问题完全不在于此，它更为深刻并和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是否不管以何种途径恢复“本来的世界”以此作为真正的政治的领域？是否重建人类成员的个体经验，当作评判事物的首要尺度？是否将道德置于政治之上、将责任置于欲望之上、使得人类的社会富有意义及人类的语言重新获得内容？是否将自发的、完整的、有尊严的人类个体“我”，重新放回到所有社会活动关注的焦点？是否要对我自己负责，因为我们存在和某种更高的东西相联系？是否为生命给出一个意义，能够牺牲某些东西，在极端的情况牺牲一切，个人平庸的或富裕的生活，即扬·巴托契卡所说的“日常规则”？

　　在这场反对非个人化的权力扩张的朴素但却是全球性的严峻斗争中，是面对一个西方的经理还是一个东方的官僚，只是偶然的地点上的区别，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保卫自己的人性，也许还存在一线希望——我们也许将找到某些更有意义的途径，在我们的自然要求和分享参与经济决策之间，以及有尊严的社会形象之间造成一种平衡，并赋予全部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中实现富有人性的冒险精神。然而，一旦我们不能捍卫我们的人性，任何旨在改善经济运作的技术或组织化的策略都不能拯救我们，就像在工厂烟囱上安装净化装置不能阻止普遍的非人性化的趋势一样。

　　归根结底，一种制度朝着什么目标运作，比它如何运作要来得重要。而那种服务于全面毁灭的运作不也可以是甚为顺畅的吗？我这样说是因为，从命运分配给我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不可能避免这样的印象：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们对我们时代真正面临的真正危机知之甚少。

　　例如，我们只要瞥一眼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摇摆于其间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政治，显而易见，它们不过是玩弄同一种游戏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即由匿名的权力所操纵。因此，它们不过是朝着同样的全球化极权主义迈进的两条道路而已。

　　玩弄匿名理性游戏的一种形式是继续戏弄事物的神秘性——“扮演上帝”——进一步发明和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然，所有这些开始都被说成意在“保卫民主”，而实际上民主却被贬为“不切实际幻想”，这在我们所处的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早已经变得如此。而这种匿名游戏的另一种形式谓之曰“为和平而斗争”，这股诱人的旋风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卷入其中。当然，它并不总是需要如此。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这股旋风是同一个制造表面的、无孔不入的非个性化权力设计和调度的，它作为一种更为诗意的手段征服人类良心。

　　请注意，我头脑中的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作为一种原则，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指莫斯科——说实话，莫斯科还没有组织如此广泛的当代和平运动这样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里，要使得一个诚实的、有自由思想的人(威胁所有匿名权力的主要对手)变得无用，还有比给他提供尽可能简单的主题、伴随着全部拥有表面上的崇高目标更好的办法吗？你能想像有什么事情比“一场反对战争的斗争”更能有效使人头脑发热吗？——先是受其迷惑，然后加以占领、最终丧失所有的批判力量。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欺骗人的办法，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幻觉即如果他们干预部署武器(它们总得在什么地方部署)他们就能阻止战争？很难令人想像人类精神通往极权主义的更为简单的途径。如果武器总要部署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头脑中完全认同阻止这种部署的人就会变得激进，越狂热，最终从其本来目标中异化出来。

　　因此，被最高贵的动机所驱使的人发现，在其旅途的终点，完全匿名化的权力需要他这么做：在极权主义思想的巢穴中，他不再是他自身，为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放弃了他的理性和良心。只要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我们将这幻想称之为“人类幸福”、“社会主义”或“和平”都无关紧要。

　　当然，从防御的立场和西方世界的利益来看，有人宣称“赤化总比死要好”的确不是太妙，但是，从全球化的、非个人化权力的眼光，即从它君临一切和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恶魔般诱惑的眼光来看，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这口号毫无疑问地表明说这番话的人已经放弃了他的人性。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某种能力，放弃了以个人的方式承担某种超越他本人之上的东西，甚至为这种给生命提供意义的东西献出自己生命。

　　巴托契卡曾经写道，一个人若不愿献身于令他的生命具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便不值得活着。正是在如此放弃意义和如此一种“和平”的世界上，在“日常规则”之下，战争最容易发生。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由最高的牺牲勇气来保障的道德屏障来进行抵制。那种非理性地“保卫我们的利益”的大门充分敞开着。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死的英雄的缺席，是通向人像牲畜一样被屠杀的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第一步。“赤化比死要好”这个口号作为向苏联投降的表达并没有十分激怒我，但是作为西方人放弃任何有意义的生活的要求和接受非个人化权力的表达却十分令我震惊。这句口号实际说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一个人为之献出生命。然而，若不存在最高牺牲的水平线，所有的牺牲就变得没有意义，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意义，结果是一种彻头彻尾否定我们人性的哲学。对苏联极权主义制度而言，这种哲学只是提供稍许政治上的帮助，而对西方极权主义而言，这种哲学直接和原发性地构成了其本身。

　　简言之，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印象。西方文化对它自身的威胁，远远超过SS-20导弹。当一个法国极左派学生带着恳切的目光对我说，古拉格群岛是为社会主义理想所纳的税以及索尔仁琴不过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时，他将我投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欧洲真的不能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吗？那个热切的年青人是否能够明白——即使是最诱人的“普遍幸福”的计划要求一个人非自愿地去死，即不是为了获得生命的意义自觉地去死，便证明了它是反人性的？是否只有到了发现自己也被禁闭在靠近图卢兹的某个苏式监狱里，他才明白点什么？我们世界的新语言是否如此渗透到本来的人类语言之中，及至如此基本的经验也使得人们之间无法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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