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政治与良心(2)

一四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可以肯定，权力变成匿名的和非个人化的过程，减缩至仅仅是一种操纵技术的过程，有着1000种面具、变种和表现形式。有时它是隐蔽的、难以察觉的；有时它是完全公开的；有时它是微妙曲折的；有时却又是残忍而直接。然而，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普遍趋势。它是所有现代文明基本特征，产生于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并盘根错节地扎根于这个精神结构，包括其技术本质、大众品格和消费趋向。

　　统治者和领袖，在他们拥有的权力中曾经有过个人面貌和个人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其自身的善或恶的行为负起责任，不管他们是建立在世袭传统、还是人民的意志或战争胜利及阴谋诡计的基础之上。但是现在，他们被经理、官僚、党政干部(专业的统治者、操纵者)和种种擅长管理、操纵和惑人技巧的专家所取代，他们被安置于各种功能性的非个人化交叉点上，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枚螺丝扮演着被指派的角色。这个专业的统治者是“无辜”的匿名权力的“无辜”工具，其合法性来自科学、控制论、意识形态、法律、抽象性和客观性，总之，来自对于作为个人和邻人的责任以外的东西。

　　一个现代政治家没有任何东西可保留，在他明智的面具和审慎的词令背后，那种植根于“本来的世界”之内一个人的爱、激情、兴趣、个人看法、恨、勇气和愤怒等，一点痕迹都没有，他也将所有的这些东西锁进他的私人浴室。如果我们还在这张面具后面瞥见了什么，那只能是一个胜任或不胜任的权力技术员。制度、意识形态和党政机构剥夺了人们的良心、常识和自然的谈话及实际的人性内容，这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一样的。国家甚至越来越像一部机器，人民被转化成统计学意义上的投票人、生产者、消费者、病人、旅游者和士兵。

　　在政治里，“本来的世界”中好与坏的概念因而变成了已逝年代的古老残余，失去了全部绝对的意义；政治上唯一的方法是可以量化的成绩。权力成了“先验的”和“无辜”的，因为它并不从一个“有罪”和“无辜”仍然有其意义的世界中生长出来。

　　这种非个人化的权力在极权主义制度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表达。像别洛赫拉德斯基指出的，非个人化的权力及其对人类良心、人类语言的成功征服与一种欧洲之外传统即有关帝国的“宇宙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认同帝国，将其当作世界的唯一中心，而人类不过是其财产)。但是正如极权主义制度清楚表明的，这并非意味着现代非个人化的权力是一件欧洲以外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恰恰欧洲和西欧，提供了和强加于这个世界的已经变成这种权力基础的这样一些东西：自然科学、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工业革命和类似于这种革命的那种幻想的抽象性，通过将“本来的世界”赶到浴室而代之以对消费、原子弹、一些主义的崇拜。也正是欧洲——民主的西欧，今日正面对着这种矛盾的输出而感到困惑。对它从前输出现在又回溯的扩张主义是抵制还是认可，这种当代的两难处境说明了这一点。由来自欧洲的精神和技术潜能所制造的相似的和更好的火箭正瞄准着欧洲，那么欧洲是否付出以被迫参与这样完全不道德游戏的代价，来表明其要捍卫已失去的价值的决心？抑或欧洲应该退让，从而显示出对于地球命运的责任感，并通过这种责任感的神奇力量，来影响这个世界其余部分？就西欧和极权主义的关系而言，我想，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误解了到底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凸透镜，是需要对这种文明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全球性的一声尖锐的、也许是最后的呼唤。

　　如果我们加以忽视，欧洲文明将不会致力于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欧洲自身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它很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为一种地域性的试图建立普遍福利社会的奇特做法，视其为某种邪恶的人拥有的扩张主义的倾向。或者，在同样的理性主义传统中，这回是在马基雅维里将政治视作权力技术的概念中，人们可能视极权主义制度纯粹是来自扩张主义邻国的一种外部威胁，可以通过适当的示威，便可以将其赶至可以接受的界限之内，毋需作其他深思。

　　持第一种看法的人是能和浓烟滚滚的烟囱和解的人，因为尽管那儿又脏又难闻，但它最终服务于一个美好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大量的必需物质。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是那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工艺方面的缺陷，只需在工艺学的范围便可以消除，如装上一个过滤器之类的净化装置。然而现实情形呢，我相信将不幸地更加严重。污染天空的烟囱不仅仅是可以修补的技术上的失误，或为更加美好的消费主义明天所付出的代价，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种文明抛弃了绝对，无视“本来的世界”，蔑视其命令。并且，极权主义所提出的警告远比西方理性主义愿意接受的要严重得多。

　　最重要的，它们是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凸透镜，是理性主义自身深层趋向得到奇特夸张之后的意象，是理性主义自身膨胀的不祥产物。它们是对理性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刻而富有启示的反映。极权主义制度并不仅仅是危险的邻国，也不是某种世界进步的先驱；恰恰相反，它们是这个文明全球性危机的“先驱”，这种危机先是欧洲的，然后是欧美的，最后是全球的。它们是西方世界的未来科学研究一个可能的话题，这并不是说有朝一日这些东西将要侵袭和征服全世界，比这更为深刻人意义在于——它们鲜明地勾勒出的别洛赫拉德斯基“非个人化的末世学”的后果。

　　这是一种膨胀了的、匿名性的官僚主义的权力的全面统治，不仅是不负责任的并且早已在全部良心之外运行，建立在一种因为与真实相脱节所以能使任何东西合理化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虚构上面。这种权力作为操纵、压迫、制造恐惧的全面垄断而存在，它垄断性地制定思想道德、个人生活，进而将它们非人性化；这种权力很久以来只是和少数专横的统治者相关，而毋宁说攫取和吞噬了每一个人，因而将所有的人都结合到其中去，至少通过他的沉默。没有人真正拥有这种权力，因为这种权力拥有每个人，它是一头怪兽。不但不受人们的指引，而是拖曳着每个人，沿着其“客观的”自身势头——所谓“客观”意味着它脱离了全部人类尺度、包括人类理性，因而成为彻底的非理性——奔向一个可怕的、未知的将来。

　　我想重申：极权主义是对当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提醒。也许某些地方一些身居要位的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这种制度从地球表面铲除，然后便万事大吉。但这无异于一个相貌丑陋的女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她的窘境一样。这样一种“最终解决”是非个人化的理性最典型的梦想之一，正像“最终解决”这个词鲜明地提醒我们的那样，它可能将梦想转变为现实，也因此把现实转变为噩梦。它不仅解决不了当今世界的危机，只要最终还有人活着，便只能反过来加深这种危机。它只能给这个已是沉重负担的文明进一步增添数百万人的死亡，却不能阻止走向极权主义的基本趋势，反而加速了它的步伐。它将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胜利，因为其胜利者来自于这样一个矛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模仿其战败的敌手，其程度超出了今天的人们所愿意接受和能够想像的。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想像在国家、民主、进步和军事纪律的名义下，西方世界要建造一座多么巨大的古拉格群岛，才能将所有的那些拒绝参加这种行动的人拘禁起来，而不管这样做是出于无心、原则、恐惧还是邪念！没有一种邪恶可以通过掩盖它的表面得以消除。我们需要进入原因本身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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