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政治与良心(4)

一六

　　在提出了全部这些尖锐的批评之后，我想人们希望我谈谈在当代世界的政治难题面前，我认为什么是西方人富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一直表明的，对我来说我们所有的人，东方和西方的，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使命，与它相比，其余都是从属性质的。这项使命是抵制匿名的、非个人化的、非人性的权力，抵制这种非理性的趋势，它以种种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的、伪饰的语言及政治口号的方式出现。这项使命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深思熟虑并全神贯注，在每个步骤和每个地方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们必须抵制它的复杂性和全面异化的压力，不管它采取消费、广告、镇压、技术，还是陈词滥调的形式，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狂热主义的亲兄弟，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温床。我们必须从我们“本来的世界”汲取尺度，重新确认它的被否认的真实性，而不怕被嘲笑。我们必须以智慧的谦卑之心，尊重“本来的世界”界限，尊重其背后的神秘性，承认显然有超出我们能力之外的存在的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我们必须和我们存在的绝对地平线保持联系，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将会不断地去发现和体验这种联系。我们的所有行动、所有个人的和未经意识形态审查的生活经验，都要以价值和责任为出发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更甚于所有抽象的推论，不去发明良心的呼唤之外的其他责任。我们不必为我们能去爱、拥有友谊、团结、同情心和宽恕而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将我们人性中的基本尺度从被放逐的“私人性”中解放出来，将以此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起点。我们必须受我们自身理性的引导，在任何条件下将为真理服务作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经验。

　　我知道所有这些听起来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难得的与世界的经验，请允许我说，我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非个人化的权力的先锋队拽着世界在它的非理性的道路上向前，沿途尽是被蹂躏的自然和火箭发射台，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权。无论是忽视、原谅、屈服和接受它们的游戏方式，从而将我们变为它们，都是不应该的。我确信我们可以最好地面对它们，可以不带偏见地去研究它们，与之彻底划清界限，并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这种邪恶作持续的斗争，这种邪恶除了表现为大量的显而易见的方面，还居留于所有地方甚至我们内部。构成对这种邪恶最大的威胁不是把火箭对准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在当代人的心灵结构中否认和铲除它的存在：人回到自身并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重新理解人的权利；坚持不懈地抵制宣称其超越善恶之外的非个人化权力每种形态，不管它如何伪装狡诈，甚至顶着反对极权主义制度的名义。

　　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对全部极权主义制度下受害者最好的帮助是正视之所以构成极权主义制度的那种邪恶，极权主义正是从中汲取力量，它的“先锋队”正是由此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先锋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最狂热的萌芽，极权主义制度便失去了基础。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假如发达国家的智慧和技术潜力能真正负责任地得到传播，而不仅仅是在一种纯利润的自私利益的压力下进行，我们便能阻止不负责任地将其转化为杀伤性武器。着眼于事情的原因肯定比仅仅是在对结果做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要有意义得多。否则，其结果将是用同样不道德的手段作出唯一可能的反应。而遵循这条路线，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散布不负责的邪恶，因此正好是产生滋生极权主义毒素。

　　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这种提法，也就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我能想像得到，这样一条道路在这个世界上是十分难以实现的，运用于正常生活也极为困难。但是，我看不到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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