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47)_大江健三郎

四十七

　　(五)

　　为了在亚洲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东亚地区无核化构想等各种提案。我迫切希望冲绳地区无核化，也参加其中的一项提案。以后大概还会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未能直接朝着废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虽然觉得有点太迟，无疑也是人类表现出能够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种意志。

　　这并非离开一般的文脉就能实现的成果，但是我个人这样考虑：在核武器的现状下，有可能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项设想是，一国政府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着宣布不进行作为核遏制理论主要依据的后发打击——报复打击。如果与该国对立的国家对其进行核打击，在地球上不存在为其进行伦理性辩护的地方。这是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会讥笑道：在国际政治的实际交锋中，伦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赖吗？旁若无人地坚持己见才是二十世纪末的现状。然而，经历过广岛、长崎体验的日本、日本人现在重新把这个作为可以做的事情，以“广岛的心”作为中心，进行具体的研究，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问题时，碰到的最单纯也是最难办的困境正是这个。日本一方面被美国的“核保护伞”所庇护，另一方面却凭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坚信核武器是绝对的罪恶，一直呼吁要彻底废除核武器。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吗？坦率地说，这不是虚伪的吗？我每次在外国——美国、欧洲各国、韩国——讲述日本人对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时，都受到这样的批判。当我一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反刍这些批判的声音。

　　对于“核保护伞”的虚妄，已经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核保护伞”是针对苏联/俄罗斯的核武器的论据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已缺少说服力。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看不到废除核武器的进程的发展，原先已基本意见一致的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的进度迟缓，我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感情重新恢复，期待“核保护伞”的威力能够抑制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

　　那么，如果要问是否的确存在可以视之为可笑的想法的根据，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核遏制主义还在世界上发生作用，因为基于体验对在核遏制主义最盛行时期制造的核武器的巨大体系在作战上具有不可行性、无效性的证言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战结束以前一样，继续对美国的核遏制体制采取合作态度。《周边事态法》的制定应该说比以前更具有实战的切实性。

　　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从一开始就处在暧昧的地位，但是我没有怀疑它产生过有效作用的一面。与其说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据认真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志采取行动的结果——虽然不能忘记市民团体作为一个方面一直进行认真的努力——不如说美国政府、军方对这项原则基本上采取并不暧昧的态度。虽然由于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渐歪曲了原则，但对方还是从正面予以认识。

　　在对三原则的理解上，由于日本政府的主动虚伪和欺骗得到发挥——也许是被强迫的主动——把无核三原则变得似有若无，日美之间重复使用着令人感到无聊的惯用伎俩。至少因为无核三原则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么曾经执政一段时间的社会党内阁不就能对美国施加压力吗？而且地方自治体根据无核三原则要对进港的外国军舰、船只进行检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从最近的情势来看，由于这些既成事实的积累，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重新表面化。《周边事态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总决算。

　　就我在日本国内的所见所感，我认为日本坚持依赖“核保护伞”这个陈旧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把无核三原则暧昧化，都是日本人国民气氛的进一步延伸的表现。然而，日本周边的国家并不这么看，反而认为这显然是变坏的标志。周边国家的这种态度正逐渐加快并且越发明显。西欧、美国的视角也非常明了。我不能不怀疑，难道只有日本人的国民感情没有看到新的局面吗？

　　在此，我提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对世界的核武器现状应该表明自己脱离“核保护伞”并再次确认无核三原则这个新的具体的态度。我还想说，迈向下一个世纪的日本和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自立的选择吗？

　　所谓脱离“核保护伞”，简单地说，就是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有这样，根据《周边事态法》决定进一步支持美国战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国会通过之前就跑到美国向克林顿总统汇报——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亚洲周边国家再一次进行戏剧性的(好的)方向转换。

　　另外，日本政府还应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如果现实中出现导弹核武器向日本攻击的危机，日本不仅不利用美国的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不要求进行后发打击。我认为，只有这样，在亚洲最近未来的核武器现状下，日本才能减少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大概立即会遭到右派理论家的嘲笑：你在东京、大坂遭受核打击后，仍然叫大家“忍耐”吗？但是，实际负责管理发射任务的人——这是美军基地的人物证实，一直在进行今天核战略中的“反击”——一旦收到对方第一次攻击的警报就立刻发射导弹、即“警报即发射”的训练。我希望的是日本从这个“警报即发射”的核武器实战态势中摆脱出来。

　　然而，政府和媒体对核威胁的宣传，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大概连冷战时代都没有这么激烈的核武器现状下，这种宣传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于对自身赤手空拳状态的不安情绪。所以，我的上述提议肯定被人嘲笑为小说家不现实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别人嘲笑的思想准备还是认为，即使发生那种非常事态，日本仍然表示选择脱离美国“核保护伞”的道路，那将是冷战时代也未曾有过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义的想像力的发挥。这个选择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第一次根据“广岛的心”表现出的具有真正勇气的行动。

　　这是根本性的国家选择，尤其现在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并没有引起1960年“安保斗争”那样的市民大规模的自觉的示威游行。而且，从现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来看，重新掀起那种示威游行无异是最大的梦想。

　　然而，我依然认为，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现状下真正发挥想像力，进行符合“广岛的心”的行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构想，否则，如果在面对新的亚洲危机的时候，只是一味被美国的战略推着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纪对我国的“时间礼物”落空。

　　(郑民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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