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48)_大江健三郎

四十八

　　第八章来自冲绳之“魂”

　　一、十年后的《冲绳札记》

　　我在柏林教冬季学期的时候，教室里总有人向我打听冲绳的事情。这次我在冲绳逗留期间，也一直都在回想我去医院看望挚友武满彻时的情景，我从年轻时便对武满先生敬慕不已。

　　武满先生对我说，在剩下的日子里，他打算减少工作计划。不论是交响乐、室内音乐，还是吉他曲或笛子演奏，他都已经很清楚地定下了作品的主题和风格。按照决定的主题和风格来创作，然后，把它们奉献给那些愿意侧耳倾听的人们。

　　他说：“你要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也会这么做的。日子虽苦，却也过得很有价值。像我们这样的工作者，晚年还能做些什么呢？”

　　如今，我也到了这个年纪，正在考虑要按照武满先生的话去做。首先，我选择冲绳来写一篇具有时事报道性质的散文，同时，我也定好了文章的风格。

　　三十岁那年我第一次来到冲绳，接着又去了几次，然后，我就写下了《冲绳札记》。如今，我不得不说，这本书是非常感性和伦理性的。它反映了一位生活在本土的小说家在冲绳所受到的冲击，即被陷入的沉思所累，又不由自主地将所有精力投入沉思之中。

　　然而，如今我的岁数已经比当年的两倍还要大，每次想到这本书，总觉得留下了许多遗憾。时事性随笔必须如实地抓住必要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年轻时的我只想把“冲绳问题”当做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来进行解答，一边叹着气，一边寻求着答案。

　　日本人在回顾近代日本和战中、战后——前六十多年和后五十多年——的祖先与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时候，“冲绳问题”就会从根本处浮现出来，就连下几代的子孙们恐怕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而且，要说起当今的国际军事状况，日本人其实是躲在“冲绳之伞”的下面的。

　　现在流行的新国际主义论调，与其说是由独立的个人将宣扬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宪法具体化，毋宁说是由“公”替代“个人”的国家主义来吸收宪法的精神，而冲绳人真实的双眼早在很久之前就以一种苦涩的正确性看到了这一点。所谓日本人因战败而发生变化的看法只不过是个幻影。

　　现在，作为这个绝对无法回避的“冲绳问题”的“燃烧的荆棘”而浮现出来的，就是新建海上直升机基地的问题。

　　在坚持脚踏实地地报道冲绳问题的记者和熟悉现场的摄影师的帮助下，我利用两周的时间，从早到晚，会见到很多人。

　　女人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验——从冲绳的传统祭祀和冲绳战争，到基地的漫长日子，还有对新基地的迁址的反抗。在男人们身上则体现了人类的宽容和人类对无法原谅的事物的抗议。

　　尽管我无法将所见所闻悉数记录，但是，如武满先生所言，我度过了虽苦却有意义的时光。

　　二、“美丽言词”的结局

　　在冲绳本岛接近中央的地方，环绕着东西两个港湾。在西侧名护湾辽阔宽广的南端，建有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会场——万国津梁馆。东侧大浦湾的大部分海滨基本上都被休瓦布基地的铁丝网围住了。所有出海的人都清楚那是一片环礁中的美丽的大海，但却只有极少的沙滩能供孩子们玩耍。

　　就在属于民间土地的某片狭窄的海滩深处，有一座名为“守护生命协会”的小屋。实际上，就是由聚集在这间小屋里的边野古的人们，来决定现在的“冲绳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海上直升机基地迁址问题的成功与否。

　　假设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总统问森喜郎首相——冲绳县知事也发挥了礼仪上的作用，不过并不是直接问他——海上直升机基地计划进展如何。森首相最坦率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计划能否成功，不过，要是去问问东边边野古的那间小屋，他们那里也许有答案。”

　　我想把它写成和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基地”的乐观主义以及老生常谈的“苦涩的决断”的现实主义都无关的东西。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结束之后，冲绳问题作为一个紧逼而来的具体的政治课题，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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