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39)_大江健三郎

三十九

　　在国家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始于学自德国的森欧外、学自英国的夏目漱石和学自俄国的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近代化，虽然存在着对其自身的内在性批判，同时也是当时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刻，站在这里讲话的我，正是百余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礼而受到批评的年轻的欧外的直接的后裔。同时，我还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与海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成为作家，并作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中野重治的文学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并不曾从属于他所在的党派——影响的人。

　　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主张提高日本民众的主权意识的思想家。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许多先驱者们渐渐迷失了方向。于是，超国家主义时代来临，继而闯入了与亚洲和世界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过程。

　　因此，以1945年战败为契机，日本的知识分子们，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领导下所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与对近代化初期民权思想的发掘同行并进的。同时，应该如何偿还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个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课题。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须树立的民主主义，则是站在核武器带来的废墟上却对得以恢复充满希望的日本人的奋斗目标。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的与西欧文化的接触也随之再度频繁起来。

　　这种接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化新情报的输入和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性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于魏茨泽克前总统向德国周边国家谢罪的行为，多层面的众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发自内心道德深处的敬意。尽管没有如此广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统一前后连续发出的批判性的声音，依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对象。

　　我是写小说的人，所以，从小一些的、个人的视角来谈这个大主题也许更合适一些。可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始于百余年前、由于战败而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的日本国家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复兴的迹象。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讲出来，就是因为希望它们也能发出一些实在的响声。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时，我还只是一个住在日本列岛四个岛中最小的四国岛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里战败的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此前一直作为“神”而成为超国家主义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样讲话的声音。那是我在少年时期经历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变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现在仍是美国战略基地的冲绳之外，日本本土没有成为战场，所以，占领军的进驻也进行得很顺利。战败后不久的一天，我从森林的高处看见乘坐着美国兵的吉普车也开进了我们的小村庄。还有，在四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的占领军文化中心，借助日语的译文，我读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外语书籍。

　　继而，我被在美军占领下的那些日子里实行的民主主义教育征服了。现在的日本新国家主义者们，把对于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战败后五年间的时代思潮的批判作为他们的战术。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直至今天，我的文学世界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我整个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质的部分，正是战后民主主义所赋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学受到来自势力不断增强的新国家主义阵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亦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我而言，战后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某个时期的时代思潮，毋宁说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首先，我从被战争时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输的绝对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我的自我开始觉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进入国民学校——日本超国家主义体制模仿德国学校制度所采用的教育体系，它一直持续到战后新制度建立——并在那里毕业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种绝对者、新的神并没有出现。那是与民主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这连一个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可以压倒一切的中心。这种普遍主义形成了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思想基调。我对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感觉也是如此产生的。而这正是我尽管为前面所说的中野重治所倾倒，却没有走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时期我很早就认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么中心，西欧也不是应该享有特权的中心。就拿德国文学、德语文学来说吧，对森欧外而言，那应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虽然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欧洲各国的同时代文学大量地译成日语，但那些作品并非来自已经译成德语的文集，而是对于刊登在《科恩报》、《柏林日报》等星期天文艺附录上的作品的重译——而就我而言，无论是令我终生爱不释手的托马斯·曼，还是罗伯特穆西尔、艾利亚斯·卡内蒂和君特·格拉斯，他们都是扎根在绝无特权可言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用德语从事写作的作家。

　　在我成为小说家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庄当做普通场所的典型，用日语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因此，我为拉美文学的勃兴而欢呼，为今天在中国内外从事着文艺活动的作家——他们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富有独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较语言学上属于特殊语言的日语写小说，现在也正在用它讲话。如果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障碍可以通过翻译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话，那么，我相信日语独特的表现也会成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这个信念是我在战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里形成的，同时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我在四国的森林中看到占领军的吉普车而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在太平洋对面的夏威夷群岛的比格艾兰岛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日裔美国少年也有过一次跟汽车有关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他叫纳吉塔·哲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从日本移民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二战期间在一个为人员众多的夏威夷美军基地的军人和家属供给蔬菜的农场里当佃户。战争结束后，农场主估计到基地人口将会减少，便从纳吉塔父亲的手里把位于岛屿高处的农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临近海边的市区的路上，每当纳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车被甘蔗园的大卡车超过时，少年纳吉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与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们一起讲着洋泾浜英语长大的纳吉塔，和只懂日语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接受英语教育的纳吉塔是在研究生院当研究生时学的日语，后来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纳吉塔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给我这样的日本人带来新发现的巨大活力。

　　纳吉塔尤其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纪的富商们开设的一个叫怀德堂的学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之前，这所学堂一直对以商人为中心的学生进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怀德堂的学者们——几乎同时都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果，与近代化以后急剧增强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样、更普遍的展望性。尽管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样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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