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40)_大江健三郎

四十

　　十八世纪在封建体制下的日本的主导思想当然是以儒教为基础。但是，同武士政权即幕府在江户开办的学堂相比，大坂商人学者们对古典文本的解释更加自由。例如：对于儒教伦理观即“德”中最为重要的“仁”字，他们强调的是也可以用宽容一词来替换的那个侧面。而对于“义”，则理解为正确的情况判断和公正的行为，也就是说，将处于商人的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作为经济家的生存方式正当化了。

　　从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么呢？作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举出宽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读大学时的导师、教授法国文学的渡边一夫先生。他从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开始，是专门研究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在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以不宽容为旗帜的超国家主义国民情绪高涨时期，他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向日本人传达从法国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的宽容精神。

　　战败后不久，渡边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依然继续着他的努力，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和超国家主义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渐被暧昧化的危机。因此，虽然他是以法语为专业的学者，却还是毅然将托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译过来，并将它们和与此有关的安德烈·纪德的文章一起以《五个证言》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录的曼于1938年写的《告欧洲书》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语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难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来引用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做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存在着一个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对一切狂信主义的嫌恶、清浊并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均来自其本来的温厚性质。而在某种场合，这对于人文主义来说，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是能够证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义，是坚信自由、宽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则不该眼睁睁地成为其厚颜无耻的仇敌们的狂信主义牺牲品的人文主义。难道欧洲的人文主义已经不能自我更新并使其原则重新具备战斗力了吗？如果它真的到了对此毫无知觉、无法重新恢复生命力为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那么，人文主义恐怕将会灭亡，欧洲恐怕也会随之灭亡。

　　托马斯·曼在三十年代发出的悲鸣唤醒了欧洲，因此人文主义恢复了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我想，正因为渡边一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为了将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有效的呼声译成了日文。经历了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后即将诞生的具有丰富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已经危在旦夕了。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战斗的人文主义，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超国家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因此而怀有强烈危机感的渡边一夫来说，将这一呼声传送给日本人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万幸的是，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渡边一夫担心的那样急剧转向忘记战败惨痛教训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边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是战后的历史教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给日本人精神史带来的变革实在是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也正因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日之丸·君之代”即与作为亚洲侵略者的日本的过去重合在一起的国旗、国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结着所有保守党的政权的紧急策划下实现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们的学者、宣传媒体还开始了改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活动。

　　在此危急的转折时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国人历史学家发掘了十八世纪日本商人学者们独自的思想，并在那里找到了宽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义之所在。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重读了与纳吉塔的学问有关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后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剧高涨的超国家主义所破坏的、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短暂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力图重建的东西上的年轻一代人的出现。

　　否则，前面引用过的托马斯·曼悲剧性的警告，在今后五年、十年里，就不能不面对日本人反复地重复下去。日本人本来就不能说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对于这种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惧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剧发展的近代化和超国家主义淫威下深受其害并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人民。

　　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国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间改写历史教科书势力的活跃是由于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过于迟钝的原故。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他们适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为了反击做着准备活动。

　　同时，我还感觉到，对于目前日本回归国家主义趋势的危险性以及必须同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比日本国内有良心的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年，与一边在那里学习一边自发进行一些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和从韩国来留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交往，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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