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38)_大江健三郎

三十八

　　第六章柏林讲演

　　在这个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柏林讲坛”上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向为我做介绍的曼弗雷德·兰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谢。

　　在八十年代这一欧洲的重要时期，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们日本人在内都十分清楚。兰茨施泰因教授就是当时的财经大臣。在东京的德国使馆，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长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施密特先生。大概是从中曾根先生那里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吧，施密特先生对我说：“像你、还有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拿我们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爱的同辈作家，被如此相提并论，我感到十分自豪。

　　对于我来说，柏林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与文学有关的两件事一起留在记忆中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相关事实。

　　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书写于1885年。尤其在文体方面，与旧文学截然不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文学从此开始。将这种变化具体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并致力于欧洲新文学翻译的，就是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森欧外。欧外出身于旧体制下的一个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东京受的教育，为了学医，于1884年秋来到了柏林。

　　二十二岁的欧外，在他的旅德日记第一页写下了他到卡尔广场的托普夫饭店拜访住在那里的前辈时被拒绝按照日本方式行礼的事。“前辈急忙摆手说：‘别再行那种头都快碰着地的礼了。’后来听说，因为在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师那里学过标准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当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乡人粗野的举止便会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欧外就是从这种程度开始在德国学习医学的。他作为高级官僚在致力于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同时还革新了日本的文学。从欧外在德国的最初经历算起，迄今仅仅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处于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中间的1936年，一位学过德国文学的年轻诗人、小说家在东京出版了一部写亨利希·海涅的评传。虽然日本当时已经进入了超国家主义的时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还是勇敢地写道：

　　……尽管他是那么深受德国和世界人民爱戴，但他的作品还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剧院的广场上焚烧了。了解这位犹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我们有想要详细了解的愿望。

　　而且，对于中野重治来说，在那个时期写海涅的评传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切实的政治动机。中野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曾因从事非法的政治运动于1932年被捕，后于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决。他获得缓期执行并回到社会上，是因为曾向国家权力机构发表了所谓“转向”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36年出版了这本《海涅评传》①。翌年，发动了日中战争的国家机构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剥夺了中野重治的写作权。虽说此后的执笔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挣扎在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下。

　　①原文《海涅人生读本》——译注。

　　恰如面对苦难的日子预先表示出自己的决心似的——实际上，也正如他准确地预见到的那样——中野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长长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们所说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的真爱里，包含着某种特殊情况。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终爱自己的祖国，也可以在对祖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爱自己的祖国。但是，这种对祖国的爱只能是在不离开故乡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质，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里最美的赞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炉边写成。对自由的爱，是监牢里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体会到自由的价值。因此，对德国的爱国心，也只有来到德国的国境上才会萌芽。尤其是当身居国外看到德国不幸的时候。

　　在此，中野一边凝视着日本而非他国的不幸，一边倾诉着他那在当时绝不会被当做爱国心的对日本的真挚的感情。虽然他还不得不痛苦地看着日本的不幸将很快地扩大成亚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过海涅来表露真情的那个年代里，在日本闯入超国家主义的世界大战时期度过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就是在重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社会氛围中被批判地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潮中成长为青年，并开始了文学活动。

　　如此经历的小说家，为什么有时却不得不成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搭建一个确实属于自己的、普通的、清洁的、有发展的巢，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我刚才说过，日本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本国人民经历了不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也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在晚于欧洲起步却想迅速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必然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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