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33)_大江健三郎

三十三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说明，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

　　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关于诗人，我曾在美国的文学会议上与北岛进行过交谈，对他的作品也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强烈关注。如果谈到我对某人的诗风特别喜欢的话，女诗人舒婷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2000年的北京讲坛上，我列举了以上这些文学者的名字，如果大家从中感觉到了我这个日本小说家的“分歧”，我认为，或许你是正确的。

　　如同先前我所述说的那样，日本国和日本人不能忘记过去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做过的那一切，同样，如同不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讨论“绝对的零度写作”一样，我自己也不能就现代中国的文学状况进行评论。我认为，尤其不能对政治性因素所投下的影子进行单纯的批评。这也是我与那些从人权角度上批评中国的美国朋友们保持不同立场的原因之所在，尽管我曾与他们采取过几次共同行动。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出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进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种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种综合性文学的整体形象。这就是我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我还要将从一开始就用英语进行小说创作的哈金的作品也归纳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的这种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与北京现在的知识分子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看法之间一定存在着“分歧”。而且，在与政治相关联的时候，我从不曾想过自己有资格认为自己的“分歧”是正确的。不过，作为文学上的意见，我却认为在长期的展望之中，自己的“分歧”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大家的看法相一致。那就是“伴随着分歧的重复”所具有的功效。

　　为了中国文学今后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我想向那些尚未取得重大业绩且为数众多的年轻的“Capability”所有者们表达我的心愿，那就是日本的小说家正在以如此开阔和长远的视野，关注着中国文学综合性的整体形象。

　　如果说到我自身的“分歧”，我要向如此宽厚地对待我的“分歧”，并让我这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深深敬爱之情的作家在你们的面前成为一个用口说话的人的各位女士、先生们，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谨请允许我再一次提及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我本人并没有过高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向。只是在我抵达斯德哥尔摩后，随即参加的那个由文学奖评选委员们(记不清是十个人还是不足十人了)在他们所拥有的一间原属于个人住宅的美丽的俱乐部中为我悄悄举办的晚餐会，却让我难以忘怀。在客厅的书架上伸手可及的地方，有几册由普鲁斯特签名的书籍。我确实谈论过法国文学，也转告或被转告了有关君特·格拉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的那些充满魅力的近况。

　　不过，让我深感兴趣的还是与委员中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文学专家的对话。当时，还有几个委员也不断从旁插话。我们从鲁迅谈到今天的年轻小说家和诗人们。我能够如此愉快地谈论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话题并忘却时间的流逝，除了青春时代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例外。

　　如果想像一下那些拥有中国的风土和民众这种巨大“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所具有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得以聆听他们中的某一位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演讲的那一天或许已经为时不远了。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学者们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借助令人叹服的韧性，倘若用更长远的目光来看的话，便会发现他们在明显而伟大的连续性上，拥有一种成功地追求表现自由的传统。当那一天到来时，日本年轻的“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也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受到他们的鼓舞吧。

　　谢谢大家。

　　(许金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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