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32)_大江健三郎

三十二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会。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两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力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力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因此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可能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团处开始。

　　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Football》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都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向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共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续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的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词“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例如歧视)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前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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