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31)_大江健三郎

三十一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札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

　　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会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1968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札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

　　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力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力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力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种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像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像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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