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12)_大江健三郎

十二

　　【大江】：我在柏林自由大学教过书。当时学生中有一个是从台湾来的。他特别喜欢《天堂蒜薹之歌》，被深深打动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头只有英译本，于是大家聚在一起让他给我们讲《天堂蒜薹之歌》的大意。刚才您讲到的几点他也说到了。最后，他选了几段自己从英文版转译成德语读给大家听。还记得有一个非常幽默的段落得到大家热烈的掌声。像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你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那种莫言式的现实感，再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虽说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是最终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之情。这一点很重要，让人对你今后的作品也充满了期待。

　　日本也有官僚腐败的现象，所以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有感触，但我更关心的是你能够以真实的眼光面对中国现在官场腐败的一个具体事例，并能够真实地对其进行描写。我说过我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形成了现在作为作家的基轴，我现在从事的文学是和孩提时代的经历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我和莫言先生很相似。同时，还有一点让我强烈感到你是我的文学的同路人：我的文学不是从儿时开始、而是大约从青年时代才开始的，我也是自那时起一直把日本这个国家的样态——阴暗面也好光明面也好都包含在内——用文学的方式持续地讲述着的。我最初开始文学生涯时也写了很多受到好评的短篇。而莫言先生写了更多深受好评的有趣作品。

　　一般来说，这样的小说家最后总是会变得愿意重复最初获得成功的老路数。然而，我却想要放弃开始写作时的路子。因为，我是一个活着的日本人，身边还有其他的日本人，还有内在的自我，于是总想要变换自己的表现方式。我本人也觉得永远无法对自己的文学下一个定论。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接受我的评论家。我又没有什么读者。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学支撑着中国，虽说好像变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你的地方。最近，我从报纸上读到你又在一边审视中国的现状、一边写新的作品，那是什么作品呢？

　　【莫言】：我是从农村起步的，一直坚持写中国农村的往昔生活，离中国当今的现状比较远，要是突然让我写那些发生在眼前的事件，我会感到有困难。但也不是不能写，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发生在眼前的事件，能不能激发我的写作冲动。只要有了冲动，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在写《天堂蒜薹之歌》时，找到了一个诀窍，那就是把我要写的故事移植到高密去，当然这种移植不是照搬，而是大加改造。《天堂蒜薹之歌》里描述的事件本来发生在高密县西南方的一个地方，我把它改头换面放在我的家乡来写，一下子就找到了一种血肉相连的感受。那种在《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家族》等作品中对生命的感受和对大自然的感受，在这种现实题材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延续。

　　作家应该扬长避短，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锐感受，以及对生命的丰富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了我的小说中来，我的小说就会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写的这类政治小说还是植根于乡土的，它不是为了描写事件，事件只是一个框架，而支撑着这个框架的，是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和我自己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有了这些东西就能让人体会到小说中的感情。如果小说不能把作家对生命的感觉移植进去的话，即便你写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的一件事也不会显得真实。而如果写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即便是完全虚构的作品，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说服力。

　　我现在正在构思的小说叫《灵魂出窍》，这部小说的结构从略萨的一篇讲话中受到了启发。他曾经讲过文学时间的相对性：在小说中，一分钟可以被无穷放大，可以写成三十万字，反过来，三十年也可以压缩成一瞬间。在这本小说里，我的主人公上了刑场，突然一阵大风把他坐的囚车掀翻了，于是他逃跑了，并且开始追寻他自我人生的整个进程：他如何从一个放牛娃爬到了省级高干的位子，如何结识了那么多的女人和男人……他逃跑的目的是为了回到故乡去看望母亲，还为了要找到一个曾经出卖过他的女人。

　　整个过程充满了虚幻的色彩，但当他跑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已经历了千辛万苦，还感觉后面始终有人在追捕他，最后他终于赶到母亲跟前，跪下了。他的母亲摸着他的头说：你这一辈子算是白过了。这时，他猛然惊醒，原来他根本没有逃跑，而是被人按倒在地。执刑的法官对他说：你可以选择站着，或者跪着，我要枪决你了。他说让我跪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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