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7)_茨威格

九七

　　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显得了不起。死亡一次比一次更清晰地将阴影投到他的脸上：它让他面颊塌陷，让他的额角干瘪，让他的嘴角倾斜，让他嘴唇说不出话。只是对他的眼睛，这无法征服的瞭望塔——这位精神英雄正是从这里去看人间世界——死神这阴暗的绞杀之力却无能为力：他的眼睛和神智，直到最后一刻都完全清亮。有一次，也是在他临终前不久某次拜访他时，我带上了萨尔瓦多·达利——在我看来他是新一代中最具天赋的画家，他无比敬仰弗洛伊德——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画了一幅速写。我从来没有敢给弗洛伊德看这幅速写，因为达利已经先知先觉地画出来他身上的死神。

　　这场战斗——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意志、最具有穿透力的精神与它的湮灭所进行的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这位将清晰视为思想之最高美德的人认识到，他不再能继续写作，不再能有所作为时，他像一位古罗马的英雄一样，允许医生来结束这种痛苦。那是他那伟大人生的伟大终结。即便在这个横尸遍野、杀人如麻的时代，他的死亡也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里时，我们清楚是将自己家乡中的至尊精华托付给了这片土地。

　　我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与弗洛伊德谈到希特勒的世界以及战争的残忍。作为充满人性的人，他深受震撼，但是作为一位思想者，他对这种兽性的可怕爆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说，他总是被病诟为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够战胜本能。现在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观点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他当然无法因此感到骄傲——那种野蛮，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更多考虑的是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们在当代的悲剧命运。对于这个问题，这位科学人找不到公式，他清晰的思想中也找不到答案。不久前他出版了关于摩西的研究，他在书里将摩西描写为非犹太人，一位埃及人。这个在学术上几乎站不住脚的归类在同样程度上让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民族意识受到伤害。现在他感到很内疚，正好在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当口出版了这本书：“现在，他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而我还夺走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任何一个犹太人都变得更敏感了，因为就算是在这个全世界都在遭难的悲剧当中，他们也是真正的牺牲者，在任何地方都是牺牲者。在遭受打击之前他们已经惶恐不安，因为人们到处都知道，最糟糕的事情会最先找到他们的头上，而且他们遭殃不知要多出多少倍。那位亘古未有的仇恨狂人想要凌辱和驱赶的正是他们，要把他们驱逐到世界的尽头，要赶尽杀绝。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逃难者越来越多，每个星期到达这里的逃难者都比此前到达的人更贫穷，更惊恐不安。那些最早、最快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抢救出他们的衣物、箱子、家什，有些甚至还带出来了钱。

　　但是，一个人在德国待得越久，就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所受的摧残就越严重。他们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和博物馆，禁止犹太学者使用图书。这些犹太人留下来，或者因为对家乡的忠诚，或者出于懒惰，有的因为怯懦，有的是出于骄傲：他们宁愿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凌辱，也不愿意在异乡乞怜遭到蔑视。接下来，他们不得使用仆人，住宅里不许有收音机和电话，再往后他们不可以有住宅，他们被迫佩戴作为犹太人标记的“六角大卫星”。

　　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应该能马上认出来他们是被扫地出门的人，是被鄙视的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暴力都可以当作取乐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每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罗斯民间谚语突然成了残忍的现实：“谁也保不准不去要饭或者坐牢。”没有走掉的人，被投进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手段，让最骄傲的人也会屈服。最后，他们被夺走一切，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兜里带着十马克，被逐出国境，根本不问他们能去哪里。然后，他们站在国境线上，他们去祈求领事馆，几乎总是徒劳的，因为哪个国家愿意要被洗劫过的人，哪个国家愿意要乞丐呢？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在某一次走进伦敦一家旅行社时所看到的情景。那里挤满了逃难者，几乎都是犹太人，大家都想要随便去什么地方。不管到哪个国家，北极的冰天雪地也好，撒哈拉的炎热沙漠也好，只要离开，只要继续走，因为居留许可已经过期，他们必须得离开，带着女人和孩子到陌生的星星之下，到外语的世界，到那些他们不认识，人家也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人当中。我在那里遇到一位曾经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也是我们最有智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

　　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那么灰白，人变得那么老，那么疲惫。他孱弱得要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去哪里。“我不知道，”他说，“如今谁还会来问我们的意愿？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说，这里有可能拿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的心被揪紧：一位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孩子和孙子，战战兢兢地寄一线希望于能前往一个此前从来没有在地图上正眼看过的国家，只是为了能在那里继续乞讨，继续流落异乡，漫无目标地漂泊！旁边的一个人，带着绝望的急切在打听如何能到达上海，他听说在中国犹太人还能被接受。那里就这样拥挤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庄园主、音乐家，每个人都随时准备带着生活留给他们的废墟去漂洋过海，不管要去做什么，不管得去忍受什么，他们只想要离开欧洲，只是离开，离开！那是一群如鬼魂一样的人！

　　可是，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这五十位备受折磨的人不过是一个零星的、小小的先头部队而已，在他们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队伍，五百万、八百万，也许一千万的犹太人。所有这些被洗劫一空的，在战争中遭受践踏的数百万大众，在等待着慈善机构的遣送，等待着有关部门的许可，等待着发放旅行费用，那是一个巨大的人群，他们如受惊的鸟兽一般在慌乱中要逃离希特勒的森林大火。他们填满了欧洲边境的火车站，填满了监狱。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一个得不到承认的民族，这个民族两千年来所要求的无非是无须一直流浪下去，让疾行的脚能感觉到大地，宁静而和平的大地，他们的愿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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