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8)_茨威格

九八

　　不过，在20世纪的犹太人悲剧当中最令人悲哀的是，他们承受着在自身当中看不到意义和罪责。那些在中世纪时代被驱逐者即他们的祖先，至少还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受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令。他们当时还有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的灵魂上的护身符，那是对自己的上帝坚贞不渝的信仰，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因为那个自豪的疯狂设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难。他们是被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优选出来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运和使命，《圣经》中的预言之词是他们的戒律和教规。

　　当他们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们将圣典紧握在胸前，因为这内心的火热而感受不到外面残害之火的灼烫。如果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遭到驱逐，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家乡，在上帝那里的家乡：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权力，没有哪个皇帝、国王、宗教法庭能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只要宗教还能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就还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就有一种力量。如果他们遭到排挤和驱逐，那是出于与其他民族相异的宗教和习俗在为自己有意识的特立独行而遭罪。

　　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早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感觉到作为犹太人的存在是负担，而不是骄傲，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方式，远离从前圣书中的戒律，他们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为之事，便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成为一体，消失在普通人当中获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驱逐，不再永久地处于不断逃亡之中。

　　因此，他们彼此间已经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他们早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了。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到一起：他们当中有住在柏林豪宅里的银行经理，也有正统教区的教堂执事；有巴黎的哲学教授，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洗尸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音乐会的女歌手，也有葬礼上的职业哭丧人；有作家，也有酿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贫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启蒙者；有放高利贷者，也有贤明智者；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同化论者；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又称“德国系犹太人”），又有赛法迪犹太人（又称“西班牙系犹太人”）；有公正者和不公正者。

　　在这些人之外还有那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他们自以为早已逃脱了被诅咒的命运，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人和混血儿。几百年以来，他们才又一次被迫形成一个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共同体，这个被驱逐者的共同体，自从在埃及遭驱逐以来就反复出现。但是，为什么这种命运出现在他们身上，而且只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无端的迫害，原因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被从各个国家驱逐出来，却没有人给他们一块生存之地。人们对他们说：别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却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在哪里生活。人们将罪责推给他们，却拒绝给他们以任何手段让他们来赎罪。

　　于是，他们用灼烧般的眼睛盯视着逃亡：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把我和你放在一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懂你的语言，我不理解你的思考方式，我和你没有任何关联。为什么我们都遭受这样的命运？没有人知道答案，我在这些日子里经常与我们时代头脑最清晰的天才弗洛伊德谈到这个话题，连他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也看不出这荒谬中的意义。也许这正是犹太文化的终极意义所在：通过他们神秘的长久存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约伯向上帝提出的那个永恒问题，以便它不会在人世中被完全忘掉^①。

　　①约伯的主旨问题：为什么虔敬而无辜的义人要遭罪？为什么上帝缄默不语？为什么上帝不主持正义？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那些人们以为早已经死掉和被埋葬的东西，突然之间又以同样的形象和方式呈现出来。1939年的夏天来到了，慕尼黑那个短促的“我们时代的和平”的癫狂早就过去了；希特勒不顾任何誓言和承诺偷袭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据为己有；梅梅尔已经被占领，被有意鼓动起来的德国媒体大肆叫嚣着要占领但泽和波兰走廊。英国突然从忠诚的轻信中清醒过来，即便是那些最简单的，没有什么学问见识的人也出于本能厌恶战争开始激烈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那些以往都不苟言笑的英国人，照看我们这座公寓大楼的门房、开电梯的人，打扫房间的女仆，现在每个人都与别人攀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能想到一件事，一件不容否认的公开事实：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了拯救和平三次飞往德国，但是这么诚心地对待希特勒还显得不够。在英国国会里，人们听到这种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为迎接（或者说，原本是为反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漂浮，看起来仍像孩子们的灰色大象玩具一样天真无邪；人们又在挖防空洞，在仔细检查分发防毒面具。局势又变得如同一年前那么紧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次站在政府后面的不再是老实而轻信的民众，而是下定决心、不屈不挠的民众。

　　我在这个月里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乡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这个清醒的、思考着的、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人，曾经全身心投身到工作当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建设，将自己的岁月转换为作品。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

　　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问我，我是怎样想的；报纸来了，它们只是让人内心更加烦乱；收音机播放的内容，每种语言都与另外一种语言的内容相反。

　　我来到街上，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让和他一样一无所知的我来说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自己在不安当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打听、在推测、在议论，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见识、经验和远见，在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决定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何意义的想法在发疼的太阳穴上突突跳动。

　　最终，我无法忍受大城市了，因为每个街角都张贴着海报，那些刺眼的词语像恶狗一样扑向我，因为我不由自主地从身边熙攘而过的每一个人当中，从他们的前额当中读出来他们所想的。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想到“是”和“否”，想到在决定性的赌博当中到底是“红”还是“黑”。在这场赌博当中，押上的是我的整个人生，我的残年岁月，我尚未完成的书，一切我至今所感觉到的我的任务、我的生活意义。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不定地滚来滚去，慢得让人神经难以承受。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一会儿黑，一会儿红；希望和失望，好消息和坏消息，仍然没有最后决定性的消息。忘掉吧！我对自己说。躲开去，逃到内心丛林的最深处，躲到工作当中，躲到最隐蔽之地，在那里你只是一息尚存的一个人，在那里你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不是这场地狱般游戏中的对象；只有在那里，在这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你的些微理性还能派上用场。

　　我手头不缺要干的活儿。若干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积攒材料，为写作一部两卷本关于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书，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做这个时间跨度大、耗时长的工作。恰好是沮丧给我了（做这件事的）勇气。我回到巴斯，而且巴斯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小地方曾经有许多英国文学中光辉熠熠的佼佼者，尤其是菲尔丁，曾经在这里创作，它比英国的所有城市都能更忠实地、更有穿透力地映射出另外一个和平的世纪，让人获得18世纪的恬静视野。

　　但是，这种幽雅、柔美的景色与世界和我的思想中日益增加的不安，形成了多么大的对比啊！正如1914年有着我记忆当中奥地利最美的7月一样，英国1939年的8月也美不胜言。多少次，那如丝绸一般柔软的蓝色天空如同上帝的帐篷一样；多少次，太阳的光辉撒在草地和森林之上，还有那难以言表的鲜花绚烂多彩：大地上一片和平景色，而大地之上的人却在为战争进行装备。面对这种宁静、持久而繁盛的景色，这种弥漫在巴斯的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这景致让我悄悄地想起1914年巴登的娇美景色——战争的疯狂也正如当初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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