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6)_茨威格

九六

　　我们的眼睛都看到过被打死的朋友，被酷刑折磨过的同伴，因而我们的眼睛更严厉、更尖锐、更不揉沙子。我们这些被蔑视、被驱赶、被剥夺权利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事关掠夺和权力，再荒谬、再虚伪的借口也不会让那个人感到难为情。所以，我们这些受过磨难的人与那些磨难尚未来临的人，我们这些移民者与那些英国人，在说着不同的语言。我相信今天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时在英国，除了极少数英国人以外，唯有我们对危险的范围和程度没有错觉。就如同当初在奥地利一样，在英国我也注定要带着一颗被摧毁了的心和折磨人的锐利目光，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在到来，只是在这里我是外来者，是一位被容留的客人，不可以发出警告而已。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已经预先尝到即将到来的苦涩时，我们也只能在自己这群被厄运打上烙印的人当中自说自话。我们的灵魂因为对于这个国家的担忧而备受折磨，这个像兄弟般接受了我们的国家！不过，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与一位有最高道德标准的思想者谈话，能给人带来无法可想的安慰和精神上的鼓舞，我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灾难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所度过的友好日子，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好几个月来，一想到八十三岁，患病在身的弗洛伊德还滞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维也纳，就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直到最后他最忠实的学生，那位了不起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将这位在遭受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到伦敦来。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已经踏上岛国的土地，看到这位我最为尊崇的朋友又从哈德斯的冥府返回，那是我一生当中极度幸福的一天——我一度以为肯定失去了他。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这位不苟言笑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人物，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如此深化和扩展了关于人类灵魂的知识。在维也纳时，我已经与他相识。在那里，他被人们看成一位一意孤行的，有些难堪的个体户而饱受恶意。在求真方面，他是一个狂热分子，同时他也精确地意识到每一种真实的局限性。有一次他对我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如同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根本不存在）！”他以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方式去探讨当时还没有人进入的，被人们充满恐惧地回避的、隐秘的本能驱动世界，那在当时是被宣布为“禁忌”的领域，他也因此与学院派以及学院学术的谨慎产生疏离。

　　乐观主义的自由世界潜意识地感觉到，这位毫不妥协的精神大师以他深层心理学的论点在无情地挖掘着“理智”和“进步”所带来的对本能驱动的压迫，他会让那种将难堪问题干脆忽略的方法变得岌岌可危，因为他有毫不留情撕下面纱的手法。联合起来反对他这位令人不愉快的“离经叛道者”，不光是大学，不光是老派的神经学医生，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整个旧的思想方式、旧的道德“常规”——整个时代，都害怕这个能揭开人性面纱的人。慢慢地出现了对他行医的抵制，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

　　可是，由于他的论点以及他所提出来的最出格的问题，也无法在学术上被反驳，人们开始以维也纳的方式来对付他关于梦的解析的理论：把他的论点当成社交场合被讽刺挖苦的庸俗笑料。只有一小圈子忠诚者聚集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每个星期举办讨论会，而一个新学科精神分析学就在这些讨论中获得了雏形。在我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在弗洛伊德的最初著作基础上慢慢扩展开来的这一精神界的革命规模有多大时，这位超凡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让我对他倾心敬佩。

　　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人，一位堪为年轻人梦想中的榜样人物：只要没有最终的证据和十分把握，在提出任何说法时都小心翼翼；但是，只要假设已经变得有确凿把握之后，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反对时也毫无动摇。他个人像常人一样谦虚，但是为了他的学说中的某一个信条他不吝惜任何战斗，为了捍卫他所认可的内在之真，他会至死不渝。人们再想不到有像他这样在精神上更无所畏惧的人。弗洛伊德敢于在任何时候说出来他所想的，哪怕他明明知道这种清晰而不顾情面的直言会让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来不想通过哪怕最小的——形式上的也不行——让步来让艰难的处境变得容易一些。

　　我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愿意精心粉饰一下他的用词，用“情色”取代“性欲”、用“爱欲”取代“力比多”，如果他并不总是不留情面地提出最后结论，只是对此有所暗示，那他的论点当中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不会受到学术界阻挠的。但是，一旦涉及学说和真相，他从不迁就，抵制越激烈，他的决心就越强悍。如果我要为“道德勇气”这个概念——这是世界上唯一不要求他人牺牲的英雄主义——寻找一个象征人物时，我总是看到弗洛伊德那张美丽而阳刚的脸庞，那双深色的眼睛有着直率而安宁的目光。

　　这个人给自己的家乡带来的荣誉遍及世界、超越时代，现在他从那里逃亡来到伦敦。他多年来已经是一位老人，一位重病在身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倦怠、不卑躬屈膝的人。我曾经暗自担心，在经历了维也纳那些备受折磨的时刻，也许他会变得愤懑满腔或者精神萎靡，但是，我见到的他比任何时候都开朗，甚至幸福。他带我从这座伦敦郊外房子走出来，来到花园里。“我住过这么漂亮的地方吗？”他这样问我，从前那么严肃的嘴角露出灿烂的笑。

　　他给我看他最喜欢的埃及雕像，这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在家里了吗？”他的写字台上摊开着手稿，已经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依然以圆润的字体来写作，如他在风华正茂的年月一样，思路清晰一如既往，仍然不知疲倦。他的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疾病、老迈、流亡，他身上那些在漫长的战斗岁月中被遮蔽起来的善良本性一下子自由地奔涌出来。他的年龄让他变得更加温和了，他所经历的磨难让他变得更加深思熟虑。有时候他也有一些温柔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位不事声张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他会将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他的眼睛在闪光的眼镜后面看人时透出温暖。

　　在那些年里，与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于我而言都是最高的精神享受。你能从中有所收获，同时对他钦佩不已，感觉他说出来的每个词语都能帮你理解这位不带任何偏见的伟人：对他来说，没有哪份自我坦白会让他吃惊，没有哪种见解会让他情绪激动；对他来说，去教会别人清楚地看，清楚地感觉，这种意愿早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的生命意志。这些长谈无可替代，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那段黑暗岁月里，我对此的感觉最为强烈。在走进他房间的那一刻，外面世界的疯狂一下子就不见了。

　　最残忍的事情变成了抽象的，最混乱的事情变得清晰了，眼下的事情退让地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循环性阶段当中。我第一次以真正的方式经历了一个人能超脱于自己之上，不再将疼痛和死亡作为个人的经历去感觉，而是作为一个超越个人的客体来审视、观察：他的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的道德业绩，正如他的生一样。弗洛伊德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病魔让他不久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看得出来，他带着假牙腭托说话很费力，按说人们应该为听到他说出来的每一个词汇感到羞惭，因为发出音节让他感到吃力。但是他不松懈。让朋友们看到他的意志比身体上有的低级折磨更强大，这是他那钢铁般坚强的精神所具有的雄心。

　　他的嘴因为疼痛而扭曲，然而他在写字台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便在夜里痛苦碾碎了他的睡眠——他那沉稳而健康的睡眠，那八十多年的力量之源泉——他也拒绝服用安眠药或者注射任何麻醉剂。他不要用这种减轻痛苦的方式来减少自己思想上的光芒，哪怕一秒钟也不愿意。他宁愿痛苦地醒着，在折磨之下的思考也胜过不思考，他是精神上的英雄，要坚持到底，坚持到最后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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