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5)_茨威格

九五

　　我知道，今天人们不太情愿去想到那次会晤：张伯伦和达拉第被逼到墙根，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投降。但是，因为我要提供文献式的真实，所以我必须承认，每一位在英国经历了那三天的人，当时都感觉美好极了。1938年9月的最后几天，局势令人感到绝望。张伯伦刚刚从他与希特勒的第二次会晤回来，几天以后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张伯伦去见希特勒，为的是在戈德斯贝格（Godesberg）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此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

　　可是，几个星期以前还能让希特勒感到满意的要求，现在已经填不满他的权力欲壑了。绥靖政策以及“一再争取”的做法可悲地失败了，在英国，轻信的时代一夜之间就结束了。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无休止的权力意志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来阻止他。英国似乎心意已决。他们不再讳言军备，而是公开地展示出来。突然之间工人们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尤其是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地下防空洞，以对付空袭轰炸的威胁。海军舰队也行动起来，总参谋部的军官穿梭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共同制定抵抗措施。

　　开往美国的船上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要让自己及时到达安全的处所。自从1914年以来，英国人还从来没有这么警醒过。人们变得更加严肃，更加凝重。人们看着房子，看着繁华的街道，心里暗暗地想着：会不会明天就有炸弹落下，将这一切摧毁？屋子里人们或站或坐地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新闻广播。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一秒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看不到却能感觉到的高度紧张。

　　然后，就召开了那次历史性的国会会议。张伯伦报告说，他还会再一次努力与希特勒达成一致意见。再一次，第三次，他向希特勒提出建议，为了拯救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的任何地方与希特勒会晤。对于他的建议，还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就在会议的中间——这太有戏剧性了——来了那份电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会晤。在这一瞬间在英国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英国国会情绪失控了。国会议员们跳起来，喊叫、鼓掌，大厅里一片欢呼声。很多很多年来，这庄严的建筑里还没有爆发过这种欢乐的情绪。从人性上看，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因为和平还能得到拯救而迸发出来的真诚狂喜克服了英国人的矜持和持重；从政治上看，这种欢乐情绪大爆发绝对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国会的狂喜欢呼暴露了这个国家对战争有多么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能做出任何牺牲，能退让自己的任何利益，甚至它的尊严。

　　这样一来，从一开始张伯伦就被当作一位去慕尼黑祈求和平的人，而不是争取和平的人。但是，还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投降。所有人都以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不否认——张伯伦到慕尼黑是去谈判，而不是去投降。接下来是两天、三天令人心焦的等待，三天的时间，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公园里有人在挖壕沟，军工厂里在加工，防卫大炮被架设起来，防毒面具被分发下去，将儿童从伦敦疏散出去已经提上议程，秘密的准备已经在进行当中。人们也许并不对每项活动都理解，但是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什么。人们又在等待报纸，在细听收音机广播中度过了早晨、中午、晚上、深夜。1914年7月那可怕的、令人神经崩溃的等着“是”与“否”的时刻，又再次回来了。

　　接下来，好像突然之间来了一阵飓风将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乌云吹散，心变得轻松了，紧绷的神经可以舒展了。传来了希特勒与张伯伦、达拉第与墨索里尼完全达成协议的消息。况且，张伯伦还成功地与希特勒达成一个协议，保证将来所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都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情形似乎表明，一位原本并无特别引人注意之处，平庸的政府首脑那坚韧不拔的和平意愿取得了胜利，在这一刻，所有人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在收音机里，人们首先听到的是“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一讯息，它要向我们这一代饱经磨难的人宣布，我们还能在和平中生活，还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世界中帮一把手。

　　那些后来试图否认我们曾经如何因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汇而欢欣鼓舞的人，都是在撒谎。事情过后，谁愿意相信一个战败了的人还会举行凯旋游行呢？假如当时的伦敦大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到达机场的准确时间，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克洛伊敦机场去向他致意，去向他欢呼，这位拯救了欧洲和平与英国荣誉的人。我们当时都是这么以为的。接着报纸出来了。报纸上刊登了照片，张伯伦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平时像极了一只被激怒的鸟的头，现在带着骄傲和笑容出现在飞机的机舱口，挥动着那个历史性的演讲稿，他要宣布“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要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礼物带回来给他的民族。晚上，电影院里放映了这段录影，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喊叫，在那种为了新世界的博爱感觉中，大家几乎要互相拥抱。对于每一个当时在伦敦、在英国的人来说，那都是空前绝后的、心灵激荡的一天。

　　我喜欢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在大街上转悠，以便能更强烈、更直接地去感觉这种气氛，要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呼吸时代的空气。在公园里，工人们停止了挖防空洞，人们说说笑笑地围在他们的身边，因为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防空洞就成了多余的了。两个小伙子用地道的伦敦话开玩笑说，这些防空洞应该改作地下厕所，因为伦敦的公厕太少。每个人都很愿意跟着一起笑，所有的人似乎都精神饱满、充满活力，就如同雷雨后的植物一样。他们的腰板都比前一天挺直了一些，肩膀也显得更轻松了，他们那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现在都闪着愉快的光亮。

　　自从人们知道那些房子不会有被轰炸的危险，房子似乎也更光鲜了，公共汽车也更漂亮了，太阳更加明亮了，这些令人振奋的话语让成千上万的人觉得更加高昂、更加强大。我感觉到，自己也变得振奋不已。我走得不知疲倦，越来越快，越来越轻松，新的信心浪潮也愉快有力地裹挟着我。在皮克第利（Piccadilly）街角，突然有人快速地向我走过来。那是一位英国官员，本来我与他也只是萍水相逢的交情，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不外露，非常含蓄内敛的人。在平时，我们彼此只会客气地互相问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要跟我攀谈。可是现在，他两眼闪着熠熠的光亮朝我走来。“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他兴奋得神采飞扬，“谁都没相信他能做成。他做得对。他没有放弃，因此他挽救了和平。”

　　大家都是这种感觉。我在那天也感觉如此。第二天仍然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报纸都在欢呼，股市疯狂上涨。多年以来，终于又从德国那里传来了和平的声音，在法国人们甚至建议给张伯伦设立一座纪念碑。啊，那只是火焰在最后熄灭之前的一点余烬而已。几天以后，糟糕的细节就慢慢地渗透出来，那是在希特勒面前多么毫无保留的投降。人们曾经庄严地承诺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帮助和支持，现在这个国家却被卑鄙地出卖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就已经很明确，英国的投降还是不能让希特勒感到满足。条约上的签字墨迹还没干，他已经在破坏一切细节。戈培尔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在慕尼黑他们将英国人逼得退无可退。希望之光熄灭了，但是它曾经照耀了一天、两天长，我们的心得到了温暖。我不能也不愿意将这几天忘记。

　　自从我们认识到在慕尼黑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以后，矛盾的是我见到的英国人反而少了。责任在我，因为我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回避和他们的谈话，尽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钦敬他们。他们对那些成群结队而来的难民非常大度，表现出最高贵的同情心和最有助益的理解。但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内心生出一道隔阂：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我们已经被迎面撞击了，他们还没有被迎面撞击；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他们还在拒绝去弄明白——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违背其内心认知的。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们还是试图在疯狂中坚持，说话就得算话，和约就是和约；如果能够做到理性，如果能符合人性地与希特勒谈话，还是可以和他谈判的。

　　几百年来英国的民主传统让法律得以保障，所以英国的上层社会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弄明白，在他们旁边一种新手段，充满恶意的无视道德正在形成，那个新德国在与周边民族打交道以及在涉及法律问题时，只要现有的游戏规则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将一切规则踢翻。在这些头脑清楚、富有远见、早已经拒绝一切冒险的英国人看来，一个那么快速，那么轻易得到了那么多东西的人，不会什么都不顾忌的。英国人仍然相信和希望，这个人会首先攻击其他国家——最好是攻击俄国！——在这期间就可以与他达成一致意见。可是我们都知道，不要惮于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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