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9)_茨威格

八九

　　那三天我在维也纳，因而也是这决定性的战斗，是对奥地利独立采取自杀行为的见证人。可是，我既然想当一位诚实的见证人，就必须承认一些首先显得矛盾的事实，那就是我自己一点儿也没有看到革命的景象。一个人若要挺身而出，给出那个时代尽可能真实而清楚的画面，也必须有勇气揭开那些浪漫主义的想象。对我来说，现代革命的技术和特点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它上演在一个现代大城市巨大空间中少有的几个地方，因此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完全看不到的。这显得有些特别：我在1934年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这几天里就待在维也纳，根本没有看到这些发生在维也纳的决定性事件当中的任何一件，在它们发生之时，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也毫无所知。有炮击发生，许多房屋被占领，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可是我一具也没看到。任何一位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对发生的事情的了解，都超过我们这些似乎应该是见证人的人。

　　在我们这个时代，离一个事件发生地十条街远的人对该事件的所知要比那些在千里之外的人所知还少，这一令人吃惊的现象以后一直不断地被证实。几个月后，多尔富斯中午时分在维也纳被谋杀之时，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在伦敦大街上看到了这个头条新闻。我马上尝试着跟维也纳通电话。让我吃惊的是，电话马上就接通了；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身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隔着五条街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位身在伦敦街角的人少得多。我也只能以自己经历维也纳革命的情况来从反面说明：今天的人如果没有碰巧站在一个关键位置上，他对于那些让世界的面孔和自身生活发生改变的事件见到的会少很多。

　　我所经历的全部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与歌剧院的一位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Margarete Wallmann）相约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步行去环城大道，正漫不经心地想准备穿过马路，这时突然有几个身着七拼八凑的破旧制服的人向我走过来，问我要去哪里。当我向他们解释说，我要去J咖啡馆，他们就让我过去了。我既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士兵突然站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区的枪战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而在城里大家都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当我晚上回到旅馆结账时——因为我打算明天回到萨尔茨堡——看门人才对我说，明天不大有可能通车。铁路工人在罢工，而且城郊在发生什么事呢。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登载了关于社会民主党暴动的消息，相当含混其词，声称暴动已经差不多被镇压下去。实际上，在这一天战斗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除了机枪以外也要用大炮来对付工人的住宅。大炮声我也没有听到。如果当时奥地利被占领了，不管是被社会党、纳粹党或者共产党，我对此都会毫无所知，正如当时那些在慕尼黑的人早晨醒来后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知道，他们的城市已经在希特勒手中。在市中心，一切都和平常一样那么安静，那么有条不紊；在郊区，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们愚蠢地相信官方的通报，以为一切都已经解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我因为要查阅一些东西去了国家图书馆，大学生们坐在那里像平时一样读书、学习，所有的商店都在营业，人们根本没有惊慌。一直到了第三天，整个事情都过去了以后，人们才一点一点知道了真相。第四天交通一恢复，我一大早就赶回了萨尔茨堡。在那里我在街上遇到了两三个熟人，他们马上一股脑地向我询问维也纳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我，按说曾经是革命的“见证人”，必须诚实地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最好买一份外国报纸。”

　　在事发的第二天，跟此事有所关联的一件事以奇特的方式让我做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决定。那天下午我从维也纳回到萨尔茨堡的家里，看到有很多校样和信件，于是一直工作到深夜来处理它们，以便把拖欠下来的工作都完成。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床上没有起身，有人敲门。如果不是特意说定某个时间的话，我们忠实的老仆人从来不会来叫醒我的，他一脸惊慌失措出现在门口，说请我下去一趟，警察局的先生们等在那里，希望跟我说话。我有些吃惊，穿上晨服走到楼下。那里有四位身着便装的警察，他们向我宣布，奉命来这里对我的房子进行搜查，我应该马上将藏在房子里的“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交出来。

　　我必须承认，开始的一刹那我惊愕得不知如何回答。我的房子里有“共和国保卫同盟”的武器？这太荒谬了。我从来没有属于过某一个党派，从来不关心政治。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在萨尔茨堡住了。再说，将武器库放置在位于城外山上的一座房子里，好让每个拿着武器下山的人都被人看到，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吗？我只是冷冷地回答说：“请便，您去找吧。”这四位秘密警察走遍房子，打开一些箱柜，敲打几处墙壁。从他们搜查时的马虎方式上我马上就明白，这种查看无非是走形式而已，没有人真正相信在这座房子里会藏有武器。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然后离开了。

　　当时这出闹剧为什么令我如此愤慨，可惜这需要从历史上做一些解释性说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和世界几乎都已经忘记，在从前私人权利和公民自由是多么神圣的事情。自从1933年以来，搜查、随便逮捕、财产没收、驱逐、遣送以及各种想得出来的摧残形式几乎都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形式。我所认识的欧洲朋友们，几乎没有哪一位没有遭遇过这些。但是，在1934年初的奥地利，住宅遭到搜查还是一种奇耻大辱。一个像我这样完全远离任何政治，多年来都没有行使选举权的人遭到了搜查，这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奥地利做法。萨尔茨堡的警察局长不得不对纳粹分子出重拳，他们多次在夜里用炸弹和爆炸物让民众感到不安。监视纳粹分子是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勇敢行为，因为纳粹党当时已经在采用恐怖手段。

　　警署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如果他们继续“迫害”纳粹党，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纳粹党在涉及复仇的事情上，是会百分之百地守住承诺的。希特勒刚一入侵奥地利，那些忠心耿耿的奥地利公务员就被送往集中营。所以我推测，对我的住房进行搜查只是一种表演式做法，意在表明他们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透过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小插曲，我能感觉到奥地利的形势已经变得多么严峻，来自德国方面的压力有多么大。自从警察来过以后，我不再喜欢这个家了。某种感觉告诉我，这样的小插曲只是一个带震慑作用的前戏而已，更多更深远的攻击还会接踵而至的。

　　当天晚上，我开始将最重要的文件打包，决定从此一直生活在国外，而且这种放手意味着的不光是这座房子和这里的土地，因为我的家人将这座房子当成自己的家，她们热爱这个国家。对我来说，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没有把我的意图告知任何朋友和熟人，两天以后返回伦敦。我到伦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通知萨尔茨堡的行政管理部门我彻底放弃将萨尔茨堡作为我的居住地。那是我与家乡脱钩的第一步。我知道，有了维也纳的那几天，奥地利已经惨败了。当然，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会因此失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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