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8)_茨威格

八八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刚好出版，我正在读那本关于伊拉斯谟的书的校样。我在这本书里尝试着去描绘一位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肖像：尽管他比任何专门致力于世界改造的人都更清晰地看到了时代的荒谬，可悲的是他无力做到带着自己的全部理性去行动。在完成这部暗含着自我描绘的作品之后，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计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已经够多了。但是，在我到了伦敦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我的计划。

　　出于收集手迹的旧有激情，我来到大英博物馆浏览那些向公众展出的藏品，在里面看到一份处决玛丽·斯图亚特的手写报告。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真的参与谋害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根本没有？因为晚上没有什么书可读，我便买了一本关于她的书。那是一本颂扬她的书，将她当成圣人一样为她辩护，一本肤浅而愚蠢的书。由于无可救药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里所主张的，几乎和前一本书完全相反。

　　现在我开始对这个个案感兴趣。我想找到一本真正可靠的书。没有人能说出一本来，于是我在寻找和了解中不由得进入了比较当中，在不自觉当中已经开始了准备一本关于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这个工作让我在图书馆待了好几个星期。当我在1934年年初返回奥地利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再回到我已经喜欢上了的伦敦，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来完成这本书。

　　没用两三天的时间，我就能看出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局势正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从英国那宁静、安稳的氛围一下子回到这个到处充斥着狂热和争斗的奥地利，就如同人们在纽约酷热的7月，从一个空气凉爽，带有空调的房间突然来到火炉般的大街上一样。纳粹的高压开始慢慢摧毁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他们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经济上的压迫，以及迫不及待的德国要闹腾得天翻地覆的压力。多尔富斯政府要保持奥地利的独立，抵抗希特勒，一直在无望地寻找最后的支柱。

　　法国和英国距离太远，内心上也对奥地利持无所谓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还充满了对维也纳的宿怨和敌意，这样就只剩下了意大利：它当时力争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保护国，以便保护阿尔卑斯山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对于这种保护，墨索里尼也提出了代价不菲的要求。奥地利应该顺应法西斯主义的趋势，议会制和民主就要结束了。如果不对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最强大、组织性最好的政党——进行铲除或者剥夺其权力的话，奥地利就无法满足墨索里尼的条件。要摧毁社会民主党，除了血腥的暴力以外，别无他法。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为实行这种恐怖行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所谓的“家乡护卫队”。从外表上看，那是一个人们能想出来的最为落魄的组织，由一些外省的小律师、退役军官、无正当职业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等人组成，每个人都是心怀失望的庸常之辈，大家彼此以最不堪的方式互相仇恨。最终他们找到一位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Ernst Rüdiger von Starhemberg，1899—1956）公爵作为自己的首领。

　　这位公爵曾经坐在希特勒的脚下，煽动反对共和与民主；现在他带着雇佣而来的士兵，成了希特勒的敌手，放言“要让人头滚落”。这些“家乡护卫队”的人要做什么积极的事情，还不十分清楚。事实上，“家乡护卫队”的目标无非是要上位而已，而他们的全部力量都在于墨索里尼的拳头，正是这拳头将他们推向前去。这些号称爱国的奥地利人，用意大利人交给他们的刀锯，砍掉自己置身其上的树枝，竟然还浑然不觉。

　　社会民主党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哪里。按说他们用不着畏惧公开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可以通过总罢工可以让铁路交通、供水、供电等瘫痪。但是，他们也知道，希特勒正在等待的就是这样的“赤色革命”，好找到一个借口，作为“拯救者”挺入奥地利。于是，他们宁可牺牲自身的一大部分权利和议会，以便达成一个可以忍受的妥协。鉴于当时迫不得已的情势——奥地利处于希特勒主义威胁的阴影当中，所有理性人当时都赞同这种折中方案。甚至多尔富斯本人——他是一个多谋善变、野心勃勃，同时也是一个有现实感的人——也倾向于奥地利国内达成一致意见。

　　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法伊（Emil Fey，1886—1938）少校——他后来在谋杀多尔富斯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奇特的角色——却要求，“保卫同盟”（Schutzbund）^①要交出武器，任何民主性的、公民的自由痕迹都要被消灭掉。针对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做了抵抗，两个阵营接连不断地向对方发出威胁。人们能感觉到，一场分出胜负的对决迫在眉睫。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紧张中，我充满预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如此浑浊的天空，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晴朗的。”

　　①1923/1924年前后成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

　　我只在萨尔茨堡待了几天，接着就马上去了维也纳。就在这2月的最初几天里，风暴爆发了。“家乡护卫队”在林茨（Linz）袭击了工人组织的驻地，他们认为那里有武器库，要将那里的武器储备拿走。工人们以总罢工作为回应，多尔富斯再次下令，用武器将这人为的强行造成的“革命”镇压下去。于是，正规的国防军用机枪和大炮对准了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在西班牙内战之前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坚持了三天，后来由于对方技术上的优势而遭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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