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90)_茨威格

九〇

　　§十六　和平在垂死挣扎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
　　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
　　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袭来，
　　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裘里斯·恺撒》

　　在最初的几年里，就流亡的含义而言，英国之于我正如当年索伦托之于高尔基一样。奥地利还存在，尽管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以后，纳粹党还试图通过袭击以及暗杀多尔富斯让这个国家倒向纳粹一边。我的故国的挣扎还将持续四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回来，我没有遭到驱逐，没有被禁言。萨尔茨堡房子里的书，还都毫发未伤。我还有奥地利的护照，故国依然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它的公民，拥有一切公民权利。那种失去祖国的残酷处境还没有开始，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将这种处境解释清楚：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备受摧残的感觉，清醒地睁着眼睛踏入虚空当中，知道自己无论在哪里立足都可能片刻之间再被赶出来。

　　我当时还刚刚处于这种处境的最初始阶段。不管怎么说，当我在1934年2月底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下车时，那种到达已经有别样的滋味。看待一座自己要留下来在其中生活的城市，与看待只是作为客人访问的城市，一个人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不知道自己会在伦敦待上多长时间。只有一件事对我是重要的：我要开始自己的创作，来保卫自己内心的和外在的自由。我没有买房子，因为任何所有物又都意味着束缚。我租了一个小公寓，刚好可以放下两个书柜，装下我不想放弃的书籍，可以放下一张写字台。这样我就有了一切，作为一个精神工作者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里没有和朋友交流的空间。我更愿意住在狭小至极的空间里，以便能不时地出去旅行：在不自觉当中，我的生活已经有另外一种取向：安顿下来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打算。

　　在第一天晚上——当天色已黑，墙壁的轮廓已经在昏暗中模糊起来——我走进这个终于布置停当的小居室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走进了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安置的小屋子。也是这么小的房间，唯一的美好问候是那些靠在墙上的和以前同样的书籍，以及布莱克的《约翰国王》上那双梦幻般的眼睛，无论走到哪里它都陪伴着我。我确确实实需要那么一刻才回过神来，因为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想到过那第一套公寓。莫非这是一种象征，意味着我的生活在经历了那么大的跨度之后要回到从前的状态，而我会变成自己的影子？三十年前，当我在维也纳选择了那个居室时，那是刚刚开始。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创作，或者说没有重要作品问世。

　　我的书，我的名字还没有活在我的国家里。现在与当年有着诡异的相似之处，我的书又从这个语言当中消失了。我所写的东西，在德国不为人知。朋友们都保持疏远，从前的圈子被打破了，房子连同所有的收藏和绘画作品都失去了。和从前一样，我的周围都是陌生人。我在这期间所做的一切，所成就的、所学的、所享受的，似乎都随风而散，五十多岁的我又面对一个新开端，如一个大学生坐在写字台前，每天疾步去往图书馆。只不过已经不那么充满信心，不再那么热情，头发上多了一层灰白，疲惫的灵魂上蒙上了一层沮丧的暗影。

　　关于1934年到1940年在英国的情况，我犹豫着不要去讲太多，因为这时已经离我们的时代很近了，我们大家都几乎经历了同样的，通过收音机和报纸挑动起来的不安，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忧虑。我们大家都不会带着骄傲去回想那些政治上的迷惘，想到它将我们引向何方，会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谁要想说明这些过去，就必须控诉，可是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谁有这个资格！况且，我在英国的生活完全深居简出。在我流亡和半流亡的这些年，我中断了一切畅言无羁的群体交往，因为我有一个让人发狂的理念：在讨论时局方面，我身在外国，不能插言。我知道这想法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无法克服这种多余的阻碍。对于奥地利的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愚蠢，我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在这里，在这个我自己感觉是客人的美好岛国里，在对情况有更清楚、更好的了解之上，提醒人们希特勒将对世界构成威胁呢？他们会把这当成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面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要想保持嘴巴紧闭，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让人感到心痛的是眼睁睁地看着偏偏是英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他们的忠诚、诚实的愿望，在没有相反证据时首先给人以信任——被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人们不断地听到这样蒙人的说法：希特勒只是想把德国的边境地区要到手里，然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收手并且出于感谢之情将布尔什维主义铲除。这个诱饵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希特勒只需要在讲话中说出“和平”一词，报纸就欢呼着忘掉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事情，不再去追问为什么德国要这么疯狂地增加军备。从柏林回来的（英国）人——让他们看到的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而他们也受到了款待和逢迎——会大力称赞那里的秩序和他们的新领导人。一来二去，在英国人们甚至开始默认，希特勒提出的大德国“要求”有其道理。没有人明白，奥地利就是墙上那一块特别的石头：只要有人将它挖掉，欧洲便会坍塌。

　　我以焦灼的目光看着英国人和他们当中的领导者们因为天真和高贵的轻信而受人蛊惑，而我的眼睛曾经在家乡从近处看到过冲锋队成员的脸，听到过他们唱“今天，属于我们的是德国；明天，将是整个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越是回避与人谈话，回避公开活动。在旧大陆，唯独在英国，我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与时局相关的文章，从未在电台发表谈话，从未参加过公开讨论。我在那里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小房间里，和三十年前生活在维也纳的那位大学生一样。因此，我没有资格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来描绘英国。况且，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争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英国人身上最深沉、最内涵的，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迸发出来的力量。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资格说什么了。

　　我在英国见到的作家也不多。恰好那两位我后来开始有交往的作家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1882—1937）和休·沃尔波尔（Hugh Walpole，1884—1941）被死神提早带走了。年轻的作家我不经常能遇到，作为外国人的不安全给我造成负担，因而我回避一切会所、晚宴和公众活动。不管怎样，我还是经历过一次特殊的、真正难忘的享受，见到萧伯纳和H.G.威尔斯这两个真正头脑敏锐的人物之间分歧深刻却特别带有骑士风度的精彩交锋。那是在萧伯纳那里一个小圈子里的午宴。

　　当时令我一方面感到有兴味，另一方面感到有些尴尬，因为我事先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隔阂让两位大作家都感到如箭在弦，这已经体现在他们彼此问候的方式上，那是一种浸透着些许讽刺的相熟：肯定在他们二人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或者是不久以前刚刚消除，或者正好要通过这次午宴来消除。这两位在英国享有盛誉的大人物半个世纪以前都在“费边社”为当时同样年轻的社会主义并肩战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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