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7)_茨威格

八七

　　最后，理查德·施特劳斯被召见到那位至高无上的权力者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本人，尽管他的那部新歌剧有悖于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它还是被网开一面允许上演。这个决定，很可能正如他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的那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不情愿、不真诚。

　　对纳粹德国来说，天昏地暗的一天就这么降临了：一部歌剧将要上演，在所有的节目单上都赫然印着被纳粹蔑视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我自然不会去参加首演，因为我知道观众大厅里会满是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本人也会亲临某一场演出。这部歌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必须在此向音乐评论家们表达敬意，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还兴奋地再次利用这个机会，最后的机会来表示他们内心对种族观的反抗，他们用想得到的最好的词语来评论我创作的歌词。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全德国的剧院都马上宣布，接下来要上演这部歌剧。

　　在第二场演出之后，突然之间晴空霹雳。一切都取消了，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被禁止上演这部歌剧。更有甚者，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理查德·施特劳斯已经递交了辞呈，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每个人都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我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其全部的真相。施特劳斯又给我写了封信，敦促我马上要开始写第二部歌剧的歌词脚本，他也在信里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中。这封信被摆到施特劳斯的面前，他必须马上提出辞呈，歌剧遭到禁演。在德语范围内，这部歌剧只能在自由的瑞士以及布拉格上演，后来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还用意大利语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上演。当时的墨索里尼还没有完全屈从于种族论。德国人却再没有被允许听到出自当世最伟大的音乐家所完成的一出颇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

　　当这件事闹得沸反盈天之时我正好在国外，因为我感觉到，奥地利的动荡不安让我无法静心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房子离边境线那么近，用肉眼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那里就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那是一位令人不那么愉快和非常不安的邻居。离德国边境这么近，也让我对奥地利局势之险恶比那些居住在维也纳的朋友有更好的判断。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人，有些甚至是在政府中的高层人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那边”发生的事情，一点儿也碰不到奥地利。有着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仍然有超过半数的民众追随者吗？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非难基督教文化，公开声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伟大”之后，奥地利跟教会相关的党派不是已经团结一致坚决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了吗？法国和英国不还是奥地利民族联盟的支持者吗？

　　墨索里尼不是明确接手了奥地利保护者的责任，甚至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甚至犹太人也毫不忧心，好像犹太人被剥夺担任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权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距离自己三个小时车程，同样讲德语的地区。他们舒适地坐在自己的房子里，开着车行驶在路上。此外，每个人都会说这样的安慰话：“这不可能持续时间太长。”我还能回忆起在那次短暂的俄国之行当中，在列宁格勒与我的著作出版人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一个多么富有的人，他拥有很多非常美的绘画艺术作品。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在革命爆发之初像许多人那样走掉。“唉，”他回答我说：“当时谁会相信，那么一个委员会和士兵的共和国闹的事情会超过十四天？”正是出于同样的生活意愿，人们才出现同样的错觉，也进行自我欺骗。

　　在紧邻边界的萨尔茨堡，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些。窄窄的界河上不断地有人过来过去，年轻人夜里渡河过去接受训练，煽动者开车而来，带着登山的手杖，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各个阶层当中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的成员，也同时威胁说，谁不及时表态以后就会为此付出代价。这让警察和国家公职人员感到被震慑住了。我感觉到某种不安全感在出现，人们开始动摇。生活中一些小小的个人经历总是最有说服力的。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位青年时期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三十年来我和他有着最密切、最诚挚的交往。我们互相以“你”相称，彼此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对方，每个星期都要见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这位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注意到他马上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橱窗前站住，将后背转向我，似乎在给那位陌生的先生看特别有趣的东西。奇怪，我在想：他肯定是看到我了。也许是赶巧了。

　　第二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是否可以到我这里来聊天。我同意了，有些吃惊，因为平常我们总是在咖啡馆见面。虽然是紧急来访，他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时我就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要与我保持友谊，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为是我青年时期的朋友而受到怀疑，不想让这座小城里的人看到他与我关系密切。这件事让我警觉起来。我很快就注意到，过去经常来我这里的好多熟人都不来了。我的处境岌岌可危。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是，我比往常更乐于在国外度过这个冬天，以便逃脱所有这些小小的紧张气氛。不过我没有想到，当我于1933年10月离开我那美丽的家时，不久之后就与之诀别。

　　我当时的想法是，1月和2月在法国工作。我热爱这个美丽的思想之国，把它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雷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丹·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在那里的读者几乎与在德国同样多，没有人会把我当成外国作家、异乡人。我热爱这个民族，热爱那片土地，热爱巴黎这座城市，我感觉到自己在那里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每当火车开进巴黎北站，我就有了那种“回来了”的感觉。但是，这次由于特殊情况我提早就出发了，并且想在圣诞节之后再到达巴黎。

　　这期间我去了哪里？自从大学时代以来，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去过英国了。为什么总要去巴黎，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在伦敦待上十天或者十四天，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用另外一种眼光重新去看那些博物馆，看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于是，我登上的不是前往巴黎而是开往加莱的特快车，在一个11月不可或缺的大雾天中到达了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让我自己也吃惊的是，自己不像当初那样乘出租马车，而是乘坐出租汽车去了旅馆。这种雾，一种又冷又柔软的灰色，一如从前。我还没有去看这座城市，但是我的嗅觉已经越过三十年的时间距离，闻到这种涩滞、浑浊、潮湿的气味，从周围的空气中我又认出了这座城市。

　　我带来的行李很少，我的期望也同样不多。在伦敦我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朋友关系，在文学上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与英国作家接触也很少。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有自己边界的生活，在他们圈子内的影响范围，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进入的传统：我想不起来，在我房间的书桌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当中，能找到哪一本是由一位英国作家出于同行之谊寄来的。萧伯纳，我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赫勒劳（Hellerau）与他相遇过一次；威尔斯，曾来过我在萨尔茨堡的家一次。我自己的书，虽然都已经被翻译出版，但不是很有名，英国仍然是我的书影响最小的国家。我与我的书在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的出版人都建立了私人友谊，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在英国出版我的书那家公司的某位先生。我也做好了准备，在那里会有陌生的感觉，一如三十年前。

　　但是，情况大大不同。几天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伦敦有说不出来的舒适。不是因为伦敦有根本上的改变，是因为我自己改变了。我年长了三十岁，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岁月的各种紧张和挣扎，我彻底渴望能过上宁静的生活，不去听任何政治性议论。当然，在英国也有不同的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还有一个工人党，但是他们之间的讨论与我不相干。毫无疑问，在文学界也有不同流派，有公开的争论和隐蔽的敌意，可是我在这里完全置身事外。不过，最让我感到愉快的是，我终于又能感觉到一种文雅、礼貌，没有激动、没有仇恨的氛围。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对我的生活毒害最深的莫过于那种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里都感觉到的憎恨和紧张，我总得保护自己不要卷入这些争论当中。这里的居民还没有惊惶失措到那等份儿上，这里的公共生活中存留的规矩和体面要多于我们那些因为通货膨胀的欺骗而变得道德沦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为安详，更为心满意足，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花园，自己喜爱的小玩意儿，而不是他们的邻居如何。在这里一个人能呼吸、思想和考虑问题。不过，真正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是一部新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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