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86)_茨威格

八六

　　理查德·施特劳斯对我写的歌剧脚本没有改动任何一行，只是在一个地方因为另外一个声部他请我再加上三四行。我们之间这至为诚挚的关系让人非常放松，他来我们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我也去他在加米施（Garmisch）的家，他在那里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依照草稿几乎给我演奏了整部歌剧。用不着合同，也用不着任何协议，我们水到渠成般说好了下一步的合作：在完成这部歌剧以后，我马上就开始起草第二部，其基本构思他也毫无保留地同意了。

　　1933年1月，当希特勒掌权之际，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总谱已经基本完成，第一幕的配器也差不多了。几个星期以后下达了严格的禁令，在德国的舞台上，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犹太人以任何形式参与的作品均不得上演。这道骇人听闻的禁令甚至扩展到死者身上，让世界上所有的音乐热爱者感到痛心的是，莱比锡音乐厅前门德尔松的站立雕像不得不被拆除。对我来说，有了这道禁令，我们的歌剧就算夭折了。我理所当然地以为，理查德·施特劳斯也会放弃继续在这上面工作，会和别人一起开始另外一部作品。

　　正好相反，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问我有什么想法。他不要放弃，我应该准备他的下一部歌剧的文本，这时他在做配器。他根本不让自己允许任何人禁止他与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他最大限度地对我保持了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而我对这些措施却少有好感：他接近权力者，经常与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在一起，甚至在富尔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还在公开抵抗时，他就让自己被任命为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

　　在当时的那个节骨眼上，他的公开参与对于纳粹党来说至关重要。令纳粹恼火的是，当时不光是最优秀的作家，包括最重要的音乐家都对他们嗤之以鼻。少数那些与他们沆瀣一气或者向他们投奔而来的人，都是一些无名之辈。在这样一个尴尬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的音乐家公开站在他们这边，对戈培尔和希特勒来说，就纯粉饰意义而言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收获。施特劳斯告诉我，希特勒在流浪维也纳期间，就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弄到钱去格拉茨（Graz）观看了《莎乐美》的首演，对他崇敬有加。

　　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各种庆典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以外，节目单上几乎只有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加入纳粹党，完全有着自己的目的。他任何时候都公开而且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艺术利己主义，在他内心里哪个政府执政是根本无所谓的。他曾经作为宫廷乐队指挥为德国皇帝服务过，给德国皇帝的军队进行曲配器；而后又是维也纳宫廷乐队的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效力；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共和国时代，他也是备受欢迎的人。

　　他对纳粹特别逢迎，也有其自身的重大利益在里面：用纳粹的语汇，他有一个很大的“负债”账户。他的儿子与一位犹太女子结婚了，他肯定担心自己至爱的孙子们会被当成低等人种被学校开除；他的新歌剧受到我的连累，过去的歌剧受到非“纯雅利安人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连累，而他的出版人是一位犹太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这么迫不及待地要找到靠山，而且他采用了最坚定不懈的方式。新主子要求他去指挥，他就会去做；他在用音乐给奥林匹克运动会写赞歌，同时在写给我的非常直率的信中坦言自己对这份委托并不感到兴奋。实际上，他在一位艺术家的献身投入中只在乎一件事：保持他的作品有活跃的影响力，尤其是要看到他内心特别珍爱的新歌剧上演。

　　他对纳粹做出这样的让步，理所当然地让我感到尴尬不堪。人们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我在暗地里有所参与或者至少同意，以便让我本人成为这一无耻的抵制犹太作家中的例外。来自各方面的朋友敦促我，要对在纳粹德国上演这部歌剧表示公开的抗议。可是，我一是在原则上讨厌那些激情充沛的公开姿态，同时也不愿意给理查德·施特劳斯这样级别的天才出难题。施特劳斯毕竟是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已经七十岁，他在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时间，而且在这全部期间他对我表示出来的是友好的意愿、无可指责的行为，甚至还有勇气。因此，从我这方面，我认为自己保持在沉默中等待的做法是正确的，让事情顺其自然。

　　况且，我也不知道除了完全的被动不参与以外，我还能用什么办法给德国文化的保护人带来更多的麻烦。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只是在找说得过去的借口，以便能够用这个关键词为理由将他们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禁掉。比如，相关机构和人员被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里有一个像《蔷薇骑士》里的场景，比如一位年轻男人从一位已婚女人卧房里出来，事情会变得多么简单。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说，德意志的道德必须得到守护。

　　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我的书里没有任何伤风败俗的内容。而后，“盖世太保”那里所有的卡片索引和我过去的书都被翻了一遍，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一句贬低德国（同样也没有诋毁过这个地球上任何国家）的词语，或者我从事过什么政治活动。不管他们怎么做，怎样设法，最后他们得自己承担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要么他们在全世界人面前不给这位资深大师以上演作品的权利，而正是他们自己将国家社会主义音乐的大旗送到他手上的；要么，他们得让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作为歌剧脚本的作者与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名字印刷在一起，像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那样，让这个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国剧院的节目单，真是一个国家奇耻大辱之日！我在暗地里因为他们的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而高兴。我预感到，即便我不主动做什么，或者说正是因为我的“什么都不做”和“根本不反对”，会不可遏制地让我的音乐喜剧发展为一个纳粹党政治当中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对于做出决定一拖再拖，只要还能拖得下去。可是，到了1934年年初，他们就必须最终决定到底是跟自己的规矩过不去呢，还是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过不去。时间表不能再容忍继续延迟下去了。总谱、钢琴曲谱和歌词剧本早已经印刷完毕，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已经预定了演出服装，角色已经分派好了，甚至已经开始了排练。可是，主管者仍然举棋不定，有关部门、戈林、戈培尔、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弦乐队都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沉默的女人》的事件最终成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国务，尽管这显得如此荒唐。所有的部门都不敢承担那份能带来解脱的责任，给出一个“同意”或者“禁止”的决定。

　　别无选择，这件事的最后决定只能让德国和“纳粹”党的主宰者阿道夫·希特勒做出。在此之前，很多纳粹党员已经对我的书青眼相向，尤其是《富歇传》被读得最多，富歇作为政治上无头脑的典范反复地被研究、被讨论。继戈培尔和戈林之后，现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得花工夫来研究我写的那三幕抒情歌剧，这我可是真没想到。做这个决定，对他来说也不容易。后来我从各种渠道听到的消息说，他们还为此召开过没完没了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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