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9)_茨威格

七九

　　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是能从他脸上的各种象形动作中已经提前知道他讲述的内容。他本人的样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没法用别的说法。他脸上的线条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麦草般黄头发和宽宽颧骨的男人，可能会想到他是田野里的农民，出租马车的车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无依的流浪汉。他完全是一个“老百姓”，是浓缩的俄罗斯人的原型。如果在大街上，一个人从他的身边走过，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等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等到他开始讲述时，人们才会认出他是谁。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他正在描绘的人。我还记得他如何描述一位他在某次漫游中遇见一位疲惫不堪的驼背老人——在他的句子被翻译出来之前，我已经明白了。他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双肩下垂，他的眼睛在开始讲述时还是清澈的蓝色，熠熠发光，现在却变得黯淡而疲倦，声音也变得颤颤巍巍。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嘴里会爆发出大笑，放松地将身体向后仰过去，额头上闪着光亮。当他用那不太准确，同时却非常有画面感的动作来展示风景和人物时，听他说话真是一件难以言表的乐趣。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简单、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倾听和愉悦。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贵族领主，横跨着一把长刀，眼神当中马上就有了尊贵之态。他像下达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间里有力地踱来踱去，好像他正在构思一道愤怒的谕旨。瞬间以后，当他脱下妆服以后，马上笑得那么天真，像个农家少年一样。他的生命力就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他还能活着，这原本是违背任何医学规律的；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之意愿，一种钢铁般的责任感让他坚持下去。

　　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体写作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上百个问题——那是来自家乡的年轻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来的。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经历俄国，不是那个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一个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宽广、坚强和痛苦的灵魂。在那些年里，他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做出决定。作为一个老革命者，他曾经愿意改天换地，他与列宁也有私人友谊，但是他还在犹豫着是否要全身心地献给党，用他的话说是“成为神父或者教皇”。然而，在那些年里良心在压迫着他：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决定出台，而且与他这个人不相符合。

　　在那几天里我碰巧见证了一个典型的新俄国的场景，这很好地向我揭示了这个国家的矛盾之处。俄国的一艘战舰第一次在训练航行中驶进那不勒斯。那些年轻的水手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之都，他们穿着漂亮的海军服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Via Toledo），睁着大大的、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的一小组人要来索伦托看望“他们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打招呼：在他们俄国人的兄弟理念中，“他们的”大作家理所当然随时有时间接待他们。突然之间，他们站在房子前面，而且他们的感觉也没有错：高尔基没有让他们久等，马上请他们进来。但是——高尔基自己第二天笑着讲述说——这些年轻人把“公事公办”看得高于一切，首先对他做出非常严厉的姿态。“你住在这里啊”，他们刚一踏进这座漂亮舒适的别墅就这样说。“你生活得就像个小资产阶级一样。你为什么不回到俄国？”

　　高尔基尽其所能，给他们仔细地解释。不过，从本质上这些好小伙子也不是那么严格，他们只是想要显示一下，面对名人他们也没有“尊重”，每个人都得先经受思想观点的检验。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一个接一个与他拥抱告别。非常美妙，高尔基后来讲述说，他真心喜爱这年轻一代人那种随便、自由的方式，一点儿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大大咧咧而感到受了伤害。“我们和他们多么不同，”他一直重复，“要么畏首畏尾，要么太过分，但从来不能真正是自己原本的样子。”

　　整个晚上，他的眼睛都放着光。我对他说：“我相信，您更愿意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去。”这时他猛地一怔，犀利地看着我：“您怎么知道这个？的确，我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考虑，是不是将这里的一切都放下，这些书、纸、工作，跟这些小伙子们在碧蓝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之后也许我就又知道，俄国是什么。在远方，一个人会丢掉最好的东西，我们当中还没有谁在流放中拿出好作品来。”

　　不过，高尔基将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为流亡，那他是弄错了。他每天都可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去过。他的人和书都没有如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样被流放——我曾经在巴黎遇见过这位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也不像今天的“我们”——用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美妙说法，“双份外籍人，无一处是家乡”，无法在熟悉的语言中安身，被风给吹来荡去。跟高尔基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流亡者，特殊类别的流亡者，我几天以后在那不勒斯见到了：贝内德托·克罗齐。长达几十年，他是青年的精神领袖，他曾经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他的国家里获得了外在的各种荣誉，一直到他因为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产生冲突。他辞去所有职务，从各种事务中退出来。但是，对于那些强硬派来说，这还不够。他们要打破他的抵抗，必要时对他进行惩戒。那些大学生也和从前大不相同，他们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先锋队，冲击了他的房子，砸碎他的玻璃。

　　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小绺山羊胡子，看起来更像一位愉快市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被吓倒。他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尽管他接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大学的聘任，他留在自己的房子里，待在一排排书籍后面。他将《批评》这份杂志继续办下去，继续持同样的观点，继续出版著作和文章，他的威望如此之强，以至于连按照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起来的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也对他网开一面，而他的学生，与他持有同样理念的人却一个个被检查所封杀。对于意大利人来说，甚至对外国人来说，要去看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当局非常清楚，他在自己堡垒中，在四壁是书的书房里，他的谈话不带任何面具和装饰。

　　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却如同生活在真空瓶里一样。我觉得，在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将单独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是有些令人毛骨悚然，同时也很了不得。我当时还无法知道，和后来加在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比起来，这种灭绝思想的做法还算是十分温和的形式。我无法不钦佩，这位当时已经称得上年迈的老人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了怎样的振奋和精神上的张力。但是，他笑了：“恰好是抵抗，才让人变得年轻。如果我继续当参议员，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我的精神早就会变得懒散了，变得前后不一贯了。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缺少抵抗。只是到了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没有年轻人围在我身边时，我才感觉有必要再让自己变得年轻。”

　　好几年过去以后我才明白，检查是对一个人的考验，迫害让一个人强大，孤立让一个人得到提升，只要它们没有把一个人摧毁。就如同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些认识无法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它们总是得自自身的命运。

　　我从来没有见过意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是因为我怯于接近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没有见过那些国家领导人，赛佩尔（Seipel）、多尔富斯（Dollfuß）、舒施尼克（Schuschnigg）——能做到这样，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件艺术杰作了。去面见墨索里尼，亲自向他表示我个人对他满足了我提出的一项临时请求而表示感激，应该是我的分内责任。这也是我对一位国家首脑提出的首个请求。从那些既是我的，同时也是他的朋友的人当中，我得知他是我在意大利的第一批最忠诚的读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位朋友从巴黎发来的快信：一位意大利女士因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想在萨尔茨堡拜访我，我应该马上接待她。她第二天就来了，她给我讲的事，实在是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位出身穷人家庭的出色医生，是由马泰奥蒂（Matteotti）出钱培养的。当这位社会主义党领袖马泰奥蒂被法西斯分子残酷杀害时，已经疲惫的世界良心还针对这一罪行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整个欧洲都愤怒得血脉贲张。而这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就是那敢于抬着遇害者灵柩公开走在罗马大街上的六位勇敢者当中的一员。不久以后，他受到了刁难和威胁而流亡在外。但是，马泰奥蒂的家人让他放心不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