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8)_茨威格

七八

　　这位比任何人都因为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倍感痛苦的伟大人物，被不题名地埋葬在这里，就如同一个被人偶然发现的流浪汉，如同一位无名的士兵。谁也不会被挡在他的长眠之地以外，围起墓地的那单薄的栅栏没有上锁。没有什么能比人们的敬畏更好地保护这位永无止息之人的最后安息。平常情况下，好奇者会因为一座墓地的奢华蜂拥而至，而在这里，令人无法抵抗的简单俘获了所有参观者。风，像上帝的言辞一样沙沙地掠过无名者的坟墓，此外便了无音声。从这里走过的人，也许只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葬着某一位俄国人。无论是巴黎荣军大教堂大理石拱门下拿破仑的墓室，公爵陵寝中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墓碑，让我感到的震撼都不如这沉默无言、令人动容的无名坟墓：它在树林中的某个地方，只有风儿同它喃喃细语，哪怕不传递任何讯息和言辞。

　　我在俄国度过了十四天，还一直感觉到这种内心的好奇，这种轻微的思想上的痴迷迷雾。让我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快我就认识到了：是人和从他们身上涌动出来的诚挚。所有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坚信他们在参与一项了不起的、关乎全人类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他们不得不接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从前他们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沉醉般的骄傲：他们超前了，走在一切人的前面。“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才能拯救世界。他们真诚、坚定地这么以为。“这个”真理，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被给予机会，去实现其他民族只能梦想的事情。

　　当他们把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人看时，也会两眼放光：“这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我们”贯穿在整个民族当中。送人赶路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座新房子，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说：“我们建造了它。”大学教室里的鞑靼人、蒙古人走过来，带着骄傲给人看他们的书。“达尔文！”一个大学生说，另外一个说：“马克思！”他们带着的那种自豪，就好像书是他们自己写出来的一样。他们不断地拥挤前来，要给我们看、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来参观他们的“事业”。每个人——在斯大林之前的年代！——对欧洲人都有着无边的信任，他们用忠诚的眼睛看着人，像兄弟一般用力与人握手。但是，也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同时也表现出来，他们也许热爱一个人，但是对一个人没有什么“尊敬”可言：大家都是兄弟，是同志。在作家当中也不例外。

　　我们坐在亚历山大·赫尔岑从前的宅邸里，不光有欧洲人和俄罗斯人，还有通古斯人、格鲁吉亚人、高加索人，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与他们大部分人之间语言不同，但是能互相明白。有时候一个人站起来，朝某人走过去，说出该人一部作品的名字，指了指自己的心脏，意思是说“我非常喜欢它”，然后抓起这人的手热烈地摇晃，好像出于喜爱而要将他的全部关节给弄断一样。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准备了些什么，以便留作纪念。一幅没有价值的旧版画，一本读不懂的书，一幅农民的剪纸。对我来说，这当然要容易得多，因为我可以用一些若干年来在苏联已经见不到的贵重物品来回赠他们：一个吉利牌刮脸刀片，一支钢笔，几本上好的白色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于是我回来时行李已经少得不能再少。正因为这种诚挚是无言而带有冲击力的，它才那么有震撼力。在这里人们所感受到的效果之广泛、温暖，于我们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我们那里从来不能接触到“人民”。

　　每次与这些人在一起，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诱惑，有些外国作家也确实在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被俘获了。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欢呼，为真正的大众所热爱，所以他们相信当政者一定推崇他们的作品，所以人们才会读他们的作品，热爱他们的作品。以德报德，以大度回报大度，这也是人性的常情。我也必须承认，在俄国的某些时刻，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开始唱赞歌了，因为所看到的兴奋之情而感到兴奋。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被这种魔术般的迷狂所附体，与其说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更应该感谢一位陌生人，其姓名我无从知晓，永远也不会知晓。那是一个大学生的庆祝活动。他们环绕着我、拥抱我，和我握手。这种兴奋，让我浑身温暖，我看到他们充满活力的脸上满是喜悦。四五个人陪着我回到住地，一个小组，其中也有指派给我的女翻译，她也是一位大学生，一切都是她来替我翻译。直到我在旅馆里将房间门关上，我才真正是一个人，十二天以来真正独自一人，因为总是有人陪着，总是被包围着，总是被热情的波浪拥来荡去。我开始脱衣服，将外套脱下。这时我发觉有纸的声音。我把手伸进衣袋。是一封信。一封用法语写的信，但不是通过邮局送来的，一定是某个人在拥抱或者人群簇拥时巧妙地放到我的衣袋里的。

　　那是一封没有签名的信，一封非常聪明、非常人性通达的信，虽然不是出自所谓的“白俄”，但是对近年来日益强化的对自由的限制表示彻底愤慨。“人们对您所说的话，请您不要什么都相信，”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您也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东西时，他们也有很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要记住，那些跟您讲话的人，大多数没有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只是说了可以对您说的话。我们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一点儿也不少。您的翻译要报告您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受到控制。”这位陌生人给我列出一些例子和细节，可是我无法去核实这些。但是，我按照他/她的要求将信烧掉了：“不要光是将信撕碎，因为他们会从您的纸篓里找到每个碎片，把它们拼到一起。”然后，我开始考虑。

　　我曾经身处这诚挚的热情当中，这种美好的同志式情谊当中，原本不止有一次机会可以和某人私下里无拘无束地谈话，难道这不是真正的事实？我不懂俄语，这让我无法对来自民众的人群有真正的感觉。况且，在这十四天里我所见的，是这个看不透的国家中那么微小的一块！如果我要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的话，就必须承认，某些细节给我印象令人如此激动、如此欢欣鼓舞，然而却没有客观上的可靠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之后，马上都写了一本书，带着兴奋的肯定，或者是言词尖刻的否定，而我只写了几篇文章。我的这种保留也不无益处：因为在三个月以后，很多事情与我所见到的已经有所不同；一年以后，由于迅速的改变，当时的每一个字都能因为后来发生的事实被斥责为谎言。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俄国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其程度之强，在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

　　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空空如也。能给出去的东西，我都分别送出去了；他们给我的东西，我只带回来两个圣像，好长时间它们装饰了我的房间。不过，我带回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与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是在莫斯科才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一年或者两年以后，我们在索伦托（Sorrent）再度相逢：他当时因为健康状况不好必须去那里休养，而我作为客人在他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我们的相聚共处原本有些特殊。高尔基什么外语都不会说，而我又不会俄语。按照所有的逻辑来说，我们只好无言地相对而坐，或者只能借助于我们尊敬的朋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Maria Baronin Budberg）的翻译才得以交谈。不过，高尔基能成为世界文学当中最天才的叙事者，绝非偶然。讲述，对他来说不光是艺术性的表达形式，也是他整个人最有效的魅力所在。在叙述时，他将自己融入叙述对象当中，将自己置换到被叙述的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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