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7)_茨威格

七七

　　当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劳工者的，那是沙皇时代的卧铺列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因为车厢要宽敞些，行驶的速度也慢一些。我第一次行驶在俄国的大地上，很奇怪，我不觉得陌生。一切都让我觉得出乎意料地熟悉：那平坦空旷的草原带着淡淡的忧伤，低矮的小茅舍以及有着洋葱头的小城镇，那些长着长胡子的男人，他们半是农民半是先知，快乐而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致意；那些戴着彩色头巾、穿着白色裙子的妇女出售格瓦斯、鸡蛋和黄瓜。

　　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只是通过俄国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经真实而卓越地描写过“人民”的生活。我相信，尽管我不会这门语言，这些人说的话我也能懂。这些令人感到朴实的男人站在那里，穿着宽松的上衣，有着魁梧的身材；那些车厢里的年轻工人，或者下棋，或者读书，或者讨论，那种年轻人身上的不安定、不受羁绊的精神力量，它们还会因为对一切力量的呼唤而经历一种特殊的复活。那是留在我的记忆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的爱在发生作用：不管怎样，还在火车上我已经对这些单纯的、动人的、聪明的、蒙昧未开的人产生了好感。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这十四天一直都神经绷紧。去看、去听，去赞叹，被恶心、感到兴奋、感到生气，总是在冷与热的激流变换中。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那里有带着围墙和洋葱塔顶的雄伟的红场，有一些鞑靼人的、近东的、拜占庭的精彩因素在里面，因而也有最初的俄罗斯的风格，但是紧挨着这些还有一群如美国巨人一样的现代的、超现代的高楼建筑。什么都显得格格不入。教堂里被烟熏黑了的古旧圣像和嵌有宝石的圣坛影影绰绰可见，百步之外放着的一口水晶棺材中躺着列宁的遗体，刚刚整过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穿着黑色的西服。

　　在几辆闪亮的汽车旁边，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马车夫在含混不清地吆喝着，用鞭子驱赶他们那瘦弱的马匹。在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展现在无产阶级听众面前，而在城郊，无人照管的肮脏老人站在朽坏的老房子前，只能互相依靠着以免跌倒在地。一切都太老旧、衰颓、锈迹斑斑，但是一切又都想一蹴而就变得现代、超级现代，变得在技术上有顶尖水平。

　　正是由于这种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混乱不堪。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前，人们到处都得等待。一切都管理过度，因而不能真正有效运转。应该带来秩序的新官僚体系，还在享受着批条子和派发许可证的乐趣，一切都在拖延。那个重要的晚上，本来要在晚上六点钟开始的，一直拖延到九点半才开始；等到我凌晨三点筋疲力尽地离开大歌剧院时，讲话者还在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每个招待会、每次赴约，欧洲人总是提前一个小时来到。

　　时间就这样在手中流过，但是又因为观望、观察和讨论显得满满的。一切都蕴含着一种热度，它让人感觉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俘获，还会引发出来俄罗斯那种神秘的精神导火索，让人迸发出无法抑制的快活、感觉和想法。一个人在这里会容易情绪激昂，尽管不知道原因何在，也不知道是为了怎样的目标。这是周围环境导致的结果，也许一种俄罗斯灵魂已经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来。

　　许多事情的确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圣彼得堡，这座由具有胆识的王侯天才们设计的城市，有着恢宏的布局和宏伟的宫殿。不过，它同时也是《白夜》中让人感到压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Raskolnikow）的彼得堡。冬宫非常雄伟，令人难忘的是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工人、士兵、农民成群地穿着沉重的鞋子走进从前沙皇的大厅，他们充满敬畏地将帽子拿在手里，就如同从前站在圣像前面一样，他们怀揣说不出的自豪来观赏这些绘画：这些现在属于我们了，我们得学着去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带着脸蛋圆圆的孩子穿过大厅，艺术管理员们在向那些有些拘谨的、认真倾听的农民解释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每当讲到细节，他们总是胆怯地将沉重的眼皮下的眼睛抬起。在这里也如同到处都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在这种纯洁的、认真的努力后面，未免有小小的可笑之处：想要在一夜之间让那些大字不识的“人民”马上能理解贝多芬或者维米尔的作品。这种努力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一方要立竿见影地让艺术变得可以理解，另外一方得去理解。但是，这让双方都变得毫无耐心。

　　在学校里，他们让孩子们画最野性、最先锋的东西，十二岁的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雷尔（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人）的书；连根本不认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只是因为那是书，“书”就意味着教育，也是新型无产者的尊严和责任。有多少次他们让我们参观一个中型工厂并期待着我们的惊讶时，我们得露出那样的微笑，好像我们在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似的。有一次，一位充满自豪的工人指着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他满是期待地向我看过来，我应该大力赞扬才对。这些民众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想出来、发明出来这一切。人们在赞叹中微笑着，暗地里却觉得好玩。

　　这个俄国，是一个有着怎样了不起的天才，性情愉快的大孩子啊！人们不由得总是这样想、这样问自己：这个国家真的能像它打算的那样，快速地学会那门庞大的课程吗？这个伟大的计划还能更加了不起地发展下去，抑或搁浅在旧式的奥勃洛摩夫的怠惰中？在某个钟头，我们对此有信心；在另外一个钟头里，我们又失去了信任。我看得越多，心里就越发不清楚。

　　可是，难道这种矛盾只在我身上才有？难道它不是更多地源于俄罗斯人的身上？它不也存在于托尔斯泰——这位我们前来纪念的伟人——的灵魂当中吗？在去往亚斯纳亚·波尔亚纳（Jasnaja Poljana）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自己对此有所知吗？作为一个俄国人，他想太快地完成一切。上千年来形成的世界，他想在翻手之间就改变。差不多和我们一样。”他微笑着加上一句：“要按照一个独此一家的公式来做，完全和我们一样。要是有人说我们是有耐心的，那便是看错了我们，我们俄国人。在身体上，甚至在灵魂上，我们都是能忍耐的；但是我们的思想，比任何民族都缺少耐心。

　　我们想要一切真理，总是要马上知晓真谛。他，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的确，当我走进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故居时，总是能感觉到“那位伟大的老人，为此受了多少折磨”这句话。就是在那张写字台上，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但是他离开它，到旁边的一个贫穷不堪的小房子里去做鞋，很糟糕的鞋。那扇门、那个楼梯，他就是从那里逃离了这座房子，他是想借此逃离自身存在的矛盾。那里有一杆长枪，在战争中他用它杀死过敌人，而他自己却是一切战争的敌人。在这座低矮的白色庄园建筑里，他的人生存在的全部问题如此强烈而直观地矗立在我的眼前。当我走向他的最后安息地时，这种悲哀的感觉被奇妙地平复了。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没有什么比托尔斯泰的墓地更了不起、更令人动容的了。这个广为人知的朝圣之地偏僻孤寂地躺在一片树林之中。一条窄窄的步行小路通往这座土丘：那不过是一个四方形的土堆而已，没有人来守卫它，没有人来保护它，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在墓前，他的孙女告诉我说，这些参天耸立的树，是列夫·托尔斯泰自己栽下的。他和哥哥尼古拉小时候曾经在某个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的传说：人们栽下树的地方，就会成为幸运之地。他们半是游戏似的栽下一些小树苗。很久以后，老人才想起来这个美好的预言，马上就表达了要葬在自己栽种的树下面这一愿望。事情的安排，完全依照他的愿望。因为它那征服人心的简朴，它也是世界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坟墓。在树林中间，为树木所笼罩的一个小小的四方形土丘：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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