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6)_茨威格

七六

　　§十四　夕阳西下

　　从1924到1933年的这十年，在那个人搅翻世界之前，是欧洲相对宁静的时期。每念及此，我总是心中充满感激。正因为它如此严重地遭受混乱不安，我们这一代人才将这相对的和平当成意想不到的礼物。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必须得弥补上在战争和战后生活中被偷走的幸福、自由以及全力以赴的思想发展。人们工作得更多，但是更为轻松；人们漫游、人们尝试、人们再度发现欧洲和世界。从来没有像在这十年里，有那么多人加入旅游的行列。那是年轻人的急不可耐，要迅速弥补在互相禁绝的状态下所错失的东西？或者，那也许是人们一种阴暗的预感，必须及时地赶在禁锢重新开始之前，冲破狭隘的小天地？

　　我在这期间也旅行很多，只是与我年轻时代的旅行有所不同，因为我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是一个陌生人了。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出版人、读者，所到之处我是我的书的作者，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位匿名的好奇者。这也有各种好处：我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更广泛的效果来推行一个理念——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我真正的生活理念：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为了这样的目标，我在瑞士、在荷兰发表演讲，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殿堂”演讲，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历史性的韦其奥宫的十三世纪艺术大厅（Sala die Dugento）——那曾经是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经滞留的地方——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进行巡回演讲。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旅行，到处都能见到那个国家里与我同道的最优秀的人物，不必到处去寻找他们。

　　那些我在年轻时满心崇拜，本来从来也不敢给他们写一行信的人，现在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能进入那些平时高傲地将外来者拒之门外的圈子，我能看到巴黎圣日耳曼区高级贵族的宅邸，意大利的各种宫殿和私人收藏；在公共图书馆里，我不必站在外借窗口等候借书，而是馆长亲自带我看他们珍藏的宝贝；我能够成为某些身家百万美元的古董商，比如费城的罗森巴克博士（Dr.Rosenbach）的座上客，而小收藏者只能带着羞窘的目光从他的店面前快速走过。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这所谓的“上层”世界，见识到这里的豪华和舒适，而我不必向任何人请求允许我进入其中，这一切都是向我找上门来。

　　但是，这样我就把世界了解得更好了吗？我总是不自主地怀念青年时代的旅行：没有人在等着我，由于只身行动，一切都显得更神秘。因此，我也不愿意完全放弃旧有的漫游方式。每次我到巴黎，都会避免在到达的当天告诉任何人，哪怕最好的朋友如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杜阿梅尔（Duhamel）、马塞雷尔（Masereel）。我首先要不受干扰、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一番，就如同当年作为大学生一样，再去从前的咖啡馆和小酒馆，再让自己找回青年时代的感觉。

　　如果我想写作的话，也会到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去偏僻的小地方如布洛涅（Boulogne）、蒂拉诺（Tirano），或者去第戎（Dijon）。不为人知，在住过奢华得不可思议的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是很美妙的事情；有时走上前台，有时退下，让多少光和影子打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愿。后来，希特勒夺走了我那么多东西；但是，就算他也既不能没收也不能毁掉我的这一明确的意识：十年之久，按照自己的意愿，带着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由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过。

　　在这些旅行当中，令我最为激动也所学最多的便是前往新俄国的旅行。1914年，就在战争爆发之前，在写作那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时，我已经开始准备这次旅行了。可是，血腥的战争将这个计划给中断了，从此我就有所顾虑。对于思想界的人士来说，俄国因为其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验成为战后最引人入胜的国家，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其详情，要么马上兴奋地赞叹它，要么极端地与之为敌。由于宣传以及同等力度的反宣传，谁也不确切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好的也罢、坏的也罢，一些会决定我们未来世界构成的东西。

　　萧伯纳、威尔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纪德都去过那里，回来时他们有的成了热衷者，有的成了失望者。假如我不是那种在思想上乐于了解一切新事物的人，也许不会马上有愿望要靠自己的眼睛来形成一番图景。我的书在那里流传甚广，不光有马克西姆·高尔基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还有若干只卖几个戈比的价廉版本，它们进入了最广大的民众当中。可以肯定，我会很受欢迎的。但是，妨碍我成行的因素是：当时任何去俄国的旅行，从一开始就是意味着一种表态，强制性的公开认可或者公开否定。我这个人对政治性和教条性的因素最深恶痛绝，不想受人强迫在几个星期以后就对一个我无法获得总体概观的国家，一个尚有很多问题待解决的国家形成一种评判。所以，尽管我的好奇心炙热如火，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去苏联。

　　1928年的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的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夫·托尔斯泰一百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并在晚会上向他敬献贺词。我没有理由避开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超越党派的活动让我的访问失去了任何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主张非暴力的先知人物，不能被认为是一位布尔什维主义者。我也有足够的资格，关于作为诗人的他来说些什么，因为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经销售出去几万册。在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这种活动——所有国家的作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员致敬——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表达。我接受了邀请，也没有后悔这快速的决定。列车行经波兰时，对我已经是一种难忘的经历。我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能多么快速地让自己切开的伤痕愈合起来。我在1915年所看到的加利西亚的城市废墟，现在都已经焕然一新。

　　我再一次认识到，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很长的一段，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只是眨眼的瞬间。在华沙已经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这里曾经有过两次、三次、四次胜负双方军队交战。咖啡馆里坐着衣着典雅的女人，耀人眼目；行走在大街上衣装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更像是演技高超的宫廷剧院演员在扮演士兵。到处都能让人感觉到活力、信任和一种有充分理由的自豪，这让新兴的波兰共和国从世纪的废墟中抬起头来。从华沙继续开往俄国的边界。

　　这里的土地广袤平坦，沙质也越来越强。在每一个车站，都有全村的居民穿着花花绿绿的乡村服饰站着，因为全天只有一辆客车经过这片被禁止入内、被封闭的土地，因此能看到一辆整洁光鲜的快车，一辆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在一起的快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终于到了边境站涅戈洛尔耶（Njegorolje）。在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血红的横幅，上面的俄文字母我不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人从这燃烧般的红色横幅下穿过，就踏入了一个劳工者的国度，苏维埃共和国，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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