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2)_茨威格

七二

　　空气中有某种特殊的紧张，因为整个国家都在等着热那亚和拉巴洛（Rapallo）的谈判结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们所希望的减少战争赔偿，或者至少会达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态。这是德国第一次作为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与那些敌对国家一起坐在谈判桌前。主持这次在欧洲历史上有纪念意义谈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杰出的组织才能在战争期间已经显露无遗，他在第一时间就认识到德国经济的薄弱之处——这也是后来让德国经济遭受致命一击的软肋——即原材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方面他也是有远见的）将全部经济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战争结束之后，当德国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长来与对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经验的人打交道时，这一人选自然就非他莫属。

　　迟疑良久，我在柏林给他打了电话。他正在打造这个时代的命运，我怎么能去打扰他呢？“对，确实很难，”他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也必须因为工作而牺牲友谊。”不过，他有那种能利用每一分钟的出色组织技巧，马上就找到了一个会面的可能性。他说，他要去几个使馆拜会，从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最简单的办法是，我过去到他那里，我们利用这半个小时在汽车上聊一下。他的确有那种精神上的专注能力，能快速而彻底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时候在汽车或者火车上的谈话都能如此精确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里一样。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与他有多年友谊的老朋友说说话，也会让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谈，我可以作证，拉特瑙虽然并非完全没有个人野心，但是绝非带着某种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当棘手的德国外交部部长一职。他早就知道，这个任务目前还是无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达成几个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真正的和平，宽宏大度地彼此面对，现在还不能指望。“也许需要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不光是我们不好过。那些老一代得从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将军都成了公共广场上的纪念雕像，站在那里不再作声，这才有可能。”他完全明了，自己作为犹太人，有双重的责任。

　　在历史上也许很少能有这样一个人，带着那么大的疑虑和那么深的内心思考来接受一项任务，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时间而不是他。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自从埃尔茨伯格尔（Erzberger）被暗杀——他接手了签署停火协议这个不愉快的责任，而鲁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国外而回避这个责任——拉特瑙就一点儿也不怀疑，作为一位主张和解的先锋，等待着他的也会是类似命运。不过，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从根本上极度孤独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害怕这种危险。我也没有勇气提醒他要注意个人安危。

　　拉特瑙在拉巴洛会议上做得非常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达到了最好的结果，这在如今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他那种能把握任何一个有利时机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级人物的风度，个人的声望，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光芒闪烁过。但是，德国国内的一些群体的力量已经日渐壮大起来，他们知道能给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断对被战胜的民众宣称，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是对国家的背叛。当时的秘密团体——因为强烈的同性恋风气而结成——的势力之大，超过了当时共和国领导者的预想。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国领导者们对所有群体都听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图在德国永远消灭自由的群体。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门口和他告别，没想到那竟然是永别。我后来从新闻照片上认出，时隔不久，就在我们一起驶过的那条街道上，杀手伏击了我们一起坐过的那辆汽车。按说，我没有成为这个历史上灾难性一幕的目击者，也只是因为偶然。因此，这一悲剧性场景——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由此开始了——在我这里更让人内心有所触动，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百计的疗养者在沙滩上愉快地休闲，又有乐队在给了无忧无虑地避暑的人们演奏音乐，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一样！突然，送报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样从滨海大道上跑过来：“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恐慌开始了，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德国。马克一下子暴跌，没有什么能支撑的了，一直疯狂到以兆来计算。现在才开始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相比之下，我们奥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胀率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游戏而已。

　　要想讲述当初那些细节，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书的篇幅，而这样的一本书在今天看来如同童话一样。我经历了这样的日子，早上买一份报纸需要五万马克，到了晚上则需要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将兑换的数额按照小时来划分，因为四点钟能换到的数量比三点钟的要多出几倍，而五点钟又会比一个小时前再多出几倍来。比如，我将写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给出版人，为保险起见要求出版人马上预付一万册印数的稿酬，等到支票来到时，其价值还不够一个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费用呢。电车票都是以百万计算的。

　　中央银行用卡车将纸币运往各银行，十四天以后人们可以在排水沟里看到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不屑地扔掉的。一根鞋带比一双鞋还贵，不，比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要贵。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买整座房子还要贵。一本书要比以前有上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贵。如果兜里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买一排六层楼的房子。从前的一家工厂现在也不过是一台手推车的价钱。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拣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开车兜风几个月，每天卖出一块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样奢侈，而他们的父母，从前的富人则在四处乞讨。送报人成立了银行，在各种外汇买卖中投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大赢家施廷内斯（Stinnes）。

　　他利用德国马克崩溃的时机扩展贷款，买进一切能买到的东西，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花费，因为所有的欠债都归零。不久以后，四分之一的德国都在他的手中。可笑的是，那些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感到心旌荡漾的德国民众还向他欢呼，好像他是天才一样。数以千计的失业者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对着豪华汽车里的外国人和给他们开车门的人握紧拳头，他们能买下整个一条街，就如同买一包火柴一样。每个会读写的人都在交易和投机，都在挣钱，同时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都在欺骗，也在被一只躲藏起来的手所欺骗：这只手在明确地策划这场混乱，以便让这个国家摆脱债务和责任。

　　我自认为对历史相当了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疯狂时代，会产生这么大比例的通货膨胀。一切价值都发生了改变，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国家的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什么风俗、道德会被顾及，柏林变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们在奥地利所见到的，只是这种群魔乱舞场景的一个温和而羞怯的小前奏而已，因为德国人让自己的激情和条理彻底反转过来。沿着选帝侯大街，涂脂抹粉、带着假腰肢的年轻人在来回晃荡，他们并非都是职业卖身者，中学生也都想挣些钱；在那些昏暗的酒吧里，可以看到国务秘书和高级金融大员在向喝醉了的水手温柔地大献殷勤，没有任何羞耻感。就算是斯韦东（Sueton）的罗马，也没有过如柏林的变性化装舞会这样的放荡：上百名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的人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劲舞狂欢。

　　在一切价值崩塌的时候，疯狂正好侵袭了秩序至今尚未受到震荡的市民阶层。年轻姑娘们很是以反常为荣。到了十六岁还被人怀疑是处女，这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会被当成是丢脸的事儿，每个人都想能吹嘘自己的风流冒险，越离奇就越好。在这种狂欢的色情当中，最重要的便是那种可怕的不真实。从根本上，随着通货膨胀而在德国爆发出来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种发烧般的模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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