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1)_茨威格

七一

　　§十三　再度漫游世界

　　三年的时间，1919—1921年，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为艰难的三年，我在萨尔茨堡生活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本来已经放弃了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这种希望。战后的崩溃，国外人对德意志人以及用德语写作的人的憎恨，货币贬值，这一切所具有的巨大灾难，让人已经想到此生只能留在自己的家乡了。可是，一切都好起来了。又能吃饱了，又能重新坐在写字台旁不受打扰地工作了。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发生革命。还活着，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难道不应该再去尝试一下年轻时的乐趣，出门去远方？

　　我还没有考虑到远途旅行。可是，意大利就在跟前，只有八个或者十个小时的车程。我应该大胆一次走出这步？国境线这边的奥地利人，可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啊，尽管我自己倒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朋友陷入尴尬，难道就应该不友好地避开他们，必须过他们的家门而不入？现在，我要迈出这一步，在某一天的中午，我越过了国境线。

　　晚上，我到了维罗纳（Verona），住进一家旅馆。有人递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在上面填写了内容。看门人接过登记表看着，当看到“国籍”一栏写着“奥地利”时，他大为吃惊。“您是奥地利人？”他问。我想，现在他要把我赶出门了。可是，当我肯定地回答时，他几乎都高兴得欢呼了。“啊，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个！”这是第一句问候，也再次证实了我在战争期间已经有的感觉：所有那些对仇恨的宣传和煽动只能掀起短暂的狂热，在根本上从来也不能真正触及欧洲的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诚恳的看门人还特地到我的房间来看一下，是否所有的用品都准备停当。他盛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发自内心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游荡。能听到自己热爱的意大利语的声乐，对所有的街道都那么熟悉，能享受在异地他乡中找到熟悉感，让人倍觉舒坦。在路过时，我看到一个大楼上写着《晚邮报》字样。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G.A.Borgese）是这个编辑部的领导，昔日在他的社交晚会上，我与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曾经度过很多思想激荡的愉快夜晚。他是意大利最好、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也狂热地热爱德国哲学，但在大战期间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与墨索里尼（后来分道扬镳了）肩并肩地主张战争。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因为知道有一位敌对国的老朋友是个军事干预主义者而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更有来见这位“敌人”的愿望。不过，我可不想让自己被拒之门外。我给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了我的旅馆地址。我还没走下楼梯时，已经有人从后面追上来，那张充满生命活力的脸因为兴奋而光彩照人：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交谈得内心毫无芥蒂，或许还更加推心置腹。他也从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从各自的一岸出发，彼此比以往更近了。

　　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Albert Stringa）在大街上向我走来，他紧紧地拥抱我，让我的妻子——当时和我走在一起，却不认识他——以为这位大胡子的陌生人要谋害我。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加诚挚。我松了一口气：战争被埋葬了。战争过去了。

　　可是，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都在美好的愿望中让自己受到蒙蔽，将自己的个人思想准备与外在世界的思想准备给混淆了。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一误判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误判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同样为复苏的虚假繁荣和心满意足的慵懒所蒙蔽。实际上，战斗只是转移了阵地，从国家之间转移到社会阶层之间。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场景的见证人，其影响深远的意义我直到后来才明白。我们在奥地利的人，当时不太了解意大利的政治，只是知道由于战后失望所造成的强烈的社会主义甚至布尔什维主义倾向开始蔓延。

　　每一面墙上都能看到用墨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僵硬字母“列宁万岁”。人们恍惚听说，一个叫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领袖在战争期间与党脱离，自己另行组织了某个对抗小组。但是，人们带着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来接受这种消息。这样的小组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国家里都有无数个这样的小党派：在波罗的海沿岸，到处都有志愿兵团的人在行进，在莱茵兰、在巴伐利亚都形成了分裂分子小组。到处都有游行和政变，几乎都被镇压下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不穿加里波第义勇军的红衫，而是全部黑色着装——会成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这一词汇之于我突然就有了实在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所热爱的水上城市。没有搬运工，没有小游艇。工人和铁路员工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示威性地将双手放在衣袋里。由于带着两个相当重的大箱子，我环顾四周寻求帮助，向一位年长的先生打听，在哪里可以找到搬运工。“您来得太不凑巧，”他不无遗憾地回答我说，“不过，我们现在经常有这种日子。又是一次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是为了什么，也没有继续问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已经对此习以为常，社会民主党太经常使用这种最终让自己倒霉得最厉害的手段了，根本不去考虑实际效果如何。我于是吃力地提着箱子继续走，直到看见一只小船在小河道里快速地、偷偷地向我招手，然后让我和两个箱子上了他的船。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到达了我的旅馆，路上遇到若干人对我的船夫——这个打破罢工规矩的家伙——挥舞拳头。

　　我不假思索地按照老习惯去了圣马可广场。那里冷清得让人吃惊。大多数商店的防护窗都放下了，没有人坐在咖啡馆里，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拱廊下面，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之事的发生。我和他们一起等。然后，这样的场景就突然出现了。从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迈步走出来，或者可以说原本是以急匆匆的脚步跑出来一组年轻人，非常整齐，用练习过的节奏唱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他们挥舞着棍子，以疾跑的步子向人数超过他们百倍的人群冲过去，让这些受攻击者来不及反抗。这个有组织的小团伙的确大胆而且快速地冲击人群，等对方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已经没有办法抓到这些人了。这些受到冲击的人现在生气地凑在一起，攥起拳头，但是太晚了，他们已经追不上那个小小的冲锋组了。

　　眼见为实的印象总是更有说服力。我第一次知道，那个传说中的，我还不知道的法西斯主义是真实存在的，领导极为有方，它是下定决心要让那些无畏的年轻人成为自己的狂热信徒。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认同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些年纪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耸肩膀，称这些年轻人为“雇佣来的匪帮”，嘲讽他们为“魔鬼的兄弟”。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那尖锐、拉丁语式简洁和形象的文风中看到了同样的决心，正如圣马可广场上冲锋组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决心一样。我当然还无法知道这斗争在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我从这个时刻开始知道，无论这里还是在别处，我们都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警告：在我们欧洲似乎平静的表面之下，还潜藏着完全危险的暗流。第二个警告没过多久就接踵而至了。我因为再度有了旅行的兴趣，决定夏天去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去德国还是能让人感觉振奋的。跟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德国的货币马克还一直表现得相当不错，现在似乎是在很好的康复之路上。火车准点到以分钟计算，旅馆整洁得一尘不染，铁路两旁到处是新建的房屋、新建的工厂，到处都是无可指摘的、没有喧嚣的秩序井然，人们在战争之前痛恨这种秩序，可在混乱之中又学会了珍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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