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3)_茨威格

七三

　　到处都能看到，这些市民家庭出身的姑娘，她们原本是愿意把头发向两边梳分，而不是梳成一个平光光的男人发型；她们更愿意用小勺吃带奶油的苹果蛋糕，而不是去喝烈酒。到处都可以看到，整个民众对这种过度刺激，这种每天都不得不走通货膨胀这条钢丝，这对人神经的折磨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这个被战争弄得完全疲惫不堪的国家，原本只是渴望着秩序、安宁，渴望着一点点的安全和市民生活。他们暗地里憎恨这个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压制了这种狂野的自由，而是正好相反，它手里的缰绳太松了。

　　经历过这个世界末日般年月的人，哪怕他们对其感到厌恶和痛恨，也会感觉到：这肯定会遭到沉重一击，会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制出现。那些将德国民众驱赶向混乱的人，正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着时机：“这个国家的情况越糟糕，对我们就越有利。”他们知道，自己出头的日子快到了。当时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的人要比聚集在尚无权势的希特勒周围的人多，他们已经明确显示出逆向革命的迹象。

　　那些不得不脱下军装的军官组织起秘密团体；那些觉得自己的一生储蓄都被人骗走了的小市民也悄无声息地聚集在一起，只要承诺带来秩序的口号，他们都愿意接受。对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它那种理想主义的尝试更致命的了：它要给民众以自由，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它也要给予自由。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面对自由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已经在焦急地等着有人来将自由从这里拿走。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1923年），原本可以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随着一声钟响，当快速上涨起来的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时，标准也就给定了。的确，那带着污浊和泥浆的浑水不久以后就退去，酒吧、小酒馆消失了，各种关系开始正常化，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计算出来，自己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绝大多数人，一个巨大的群体，都是输家。可是，罪责没有记到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身上，而是记在那些有牺牲勇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感谢）的人身上，那些让自己挑起建设新秩序这一重负的人身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是，没有什么比这次通货膨胀让德国民众变得如此恼火，如此充满仇恨和愤怒，如此容易接受希特勒。战争虽然让生灵涂炭，但总是给人带来可以欢呼的时刻，有钟声和胜利的号角。

　　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德国人曾经因为战争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而获得骄傲感的提升，而通货膨胀却让德国人只感觉到被玷污、被欺骗、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德意志共和国的这几年，他们宁愿唤回那些屠杀者。不过这些还都远着呢。况且，到了1924年，混乱不堪的怪象似乎已经如鬼火一样消失了。日子又光明起来，人们知道该怎样做。秩序还在恢复当中，我们已经对长期的安宁表示出欢欣鼓舞。多少次，多少次，我们以为战争已经过去了。傻瓜，不可救药的傻瓜，如同以前一样。然而，也正是这种欺骗性的幻觉，毕竟送给我们十年的工作、希望甚至安全。

　　从今天来看，1924到1933的近十年间，也就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掌权，是我们这一代人从1914年开始见证的大灾难系列的一个中场间歇，尽管这期间也存在各种问题。在这期间也不乏个别的紧张局势、动荡和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间欧洲似乎有了和平，这已经有非常大的意义。德国体面地被国际联盟所接受，获得贷款来建设经济——实际上被秘密地用于军备；英国裁减了军事力量；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接手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似乎又要开始建设了。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胜利者还是被战胜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前漂亮了。飞机让交通变得快起来，办理护照的规定不那么繁复了，各种汇率之间的大幅度波动停止了。人们又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不再将注意力那么狂热地集中在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够工作，集中心思去思考精神世界，甚至又可以重新梦想，可以指望有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在这人类社会的一瞬间——这十个年头——好像我们这经历过磨难的一代将会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一样。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为突出的是，在那些年里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里，并且在这里舒坦地住了下来。这位客人——成就——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的。不难理解，我并不十分情愿提到自己的作品所取得的外在成功。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允许任何哪怕最不经意的明说暗示，只要它们可能会被理解为自负或者吹嘘。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而且我甚至必须做到不讳言我的人生历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这些成就自从希特勒上台的七年以来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成就。我的书曾经数以几十万、上百万计，在书店和无数个家庭中找到安全的居留地，今天在德国已经一本也得不到了。谁要是还有一本的话，就会小心地藏起来；在公共图书馆里，它们都被放在“毒草专柜”里，只有那些少数得到了当局特殊许可——大多数是出于批判辱骂的目的——的人，才可以因为“学术需要”来使用它们。

　　那些曾经给我写信的读者、朋友，早没有人敢把我这个遭到蔑视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在所有受到奴役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我的著作译本属于读者最多的书籍——我的书都因为希特勒的命令而遭禁。今天作为作家的我，用我们的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话说，是一位“走在自己尸身后面的活人”。我在四十年里在国际上打造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一只拳头击得粉碎。

　　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就”时，不是在说现在属于我的东西，而是从前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同我的房子，我的家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让人看到先前达到的高度，就无法让人形象地知道我——与无数同样无辜的人一起——所遭受的跌落有多么深、多么彻底。它对我们整个文学一代的灭绝，是绝无仅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之惨烈，就我所知，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例子。

　　成就不是突然之间涌到我这里来的。它来得缓慢、小心翼翼，但是坚持不懈而忠诚可靠，直到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将它赶走。它一年一年地提升自己的影响。继《耶利米》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就是“世界的建筑大师”中的第一本——三部曲《三位大师》——就开启了成就之路。表现主义者、行动派、实验派都已经谢幕了，对于那些耐心坚守的人来说，通往民众的路又没有障碍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受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有的程度。它们被改编成戏剧，被公开朗诵，被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所有学校都在读它——在“孤岛丛书”中很快就达到二十五万册的销量。

　　没用几年的时间，我就获得了这一类型的成就（我感觉，这是一位作者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就）：一个群体，一个可靠的人群，他们在期待着作者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买每一本新书，他们信任作者，而作者也不可以让他们失望。这个群体慢慢变得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发行第一天就能销售出去两万册，这还没有在报纸上刊登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回避这种成就，但是它总是以惊人的韧性追随着我。我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写了一本书，富歇的传记，当我把书稿寄给出版人时，他马上回信给我说，立刻开印一万册。我建议他不要印这么多，富歇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形象，书里面也没有任何女人的桥段，不太可能吸引到更大范围的读者，他最好先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

　　在同样的这个德国，现在人们不可以读我的任何一行字。我在修改悲剧《伏尔波尼》（Volpone）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本来打算写成一种诗体剧，于是在九天的时间内用简易松散的散文诗形式写下了各场次，正巧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来信询问我的最新写作计划。由于这个剧院首演了我的戏剧处女作《忒耳西忒斯》，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给剧院寄去了散文诗版的剧本，并表示了歉意：我所呈上的，只是一个计划要加工成诗歌的初稿。可是，剧院马上就给我拍来电报，请求我不要做任何改动。这个剧本也真的就这样登上了世界各地的舞台（在纽约是在戏剧公会上演，艾尔弗雷德·伦特［Afred Lunt］主演）。那些年不管我做什么，成功和不断增大的读者群一直对我不弃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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