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70)_茨威格

七〇

　　无论在哪里，那些能让人一目了然的因素——音乐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似性，语言中的可感性——都受到鄙视。德语中表示阳性、阴性、中性的定冠词der、die、das被弃之不用，句子的结构被颠倒过来，人们用“直白”和“口无遮拦”的电报风格，加入激烈的感叹词，来进行文学写作。况且，任何非活跃性质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缺少政治理论上思考的文学都会被扔到垃圾堆里。音乐在一根筋地寻找一种新的调性，将节拍分离；建筑学把房屋的里外翻了个；在舞蹈方面，华尔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巴和黑人的舞蹈因素；在时装设计上，突出强调裸露一直在造就另一种荒谬性；在戏剧方面，演员们穿燕尾服来上演《哈姆雷特》，力图带来爆炸性的戏剧效果。在所有领域中，都展开了最无羁绊的实验，一切现有的、已经完成的、已经成就的东西，要一蹴而就地被赶超过去。

　　一个人越年轻，所学到的东西越少，就会因为他与任何传统都不相干而越受欢迎：终于，年轻一代可以胜利地向父母一代的世界进行报复。在这种任情的狂欢之中，让我觉得最可悲而滑稽的一场戏便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惊惶失措地担心自己会被超越，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他们绝望地也赶紧装扮出做作的“野性”，试图一瘸一拐地跟在这些年轻人的后面，哪怕那是明显不过的歧途。那些中规中矩、温柔敦厚、胡须灰白的学院教授在他们从前创作的，现在卖不出去的“静物写生”画上添加上象征性的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不如此的话，年轻的馆长们（现在到处都在找年轻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最年轻的）就会认为这些画太过“古典主义”，会把它们从画廊里取下，送到仓库里。

　　那些几十年来以圆润清晰的德语进行写作的作家们，现在把自己的句子砍剁得七零八落，驱使自己成为“行动主义”中的一分子；大腹便便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讲台宣讲卡尔·马克思；上了年纪的宫廷芭蕾舞女演员裸露出四分之三的肉体，用“做作”的旋转舞来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或者勋柏格的（弦乐六重奏曲）《升华之夜》。到处都有老人在惶恐不安地追随最新的时尚。突然之间，要保持“年轻”，当昨天的还尚未过时，就要快速地构想出一个更新的，更极端，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方向，这变成了唯一的虚荣心。

　　这是一个多么狂野、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在这些年里，随着货币价值的消失，在奥地利和德国的一切价值都在向下大跌！这是一个人们兴奋得心醉神迷的时代，是无所顾忌的骗局连连的时代，是焦躁不安和极端主义的独特混合。一切非常规的、无法掌控的东西，都在经历黄金时代：通神学、神秘学、招魂术、催眠术、人智学、手相术、笔相学、印度的瑜伽学说、巴拉塞尔士的神秘主义。一切能够带来超出现有兴奋程度的东西，吗啡、可卡因、海洛因，任何形式的麻醉品，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好销路。

　　在戏剧作品中充斥着乱伦和弑父的情节；在政治方面，唯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人们所渴望的极端，与之相反的任何形式的中规中矩与温和折中都会遭到鄙视。但是，我也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艺术的发展中舍弃这个混乱的时代。就如同每一场思想革命其最先的任务总是清除积垢，总是得先将空气中沉闷的传统一扫而空，将多年累积下来的紧张释放出来，尽管有各种大胆的实验，而有价值的启发还是没能出现。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夸张行径感到疏离，我们还是没有理由去责备他们，或者高傲地去拒绝他们，因为从根本上，这些新一代年轻人在尝试着做我们那一代因为谨慎和边缘化而贻误的事情，尽管他们太过于激烈，太不耐心。

　　在内心最深层，他们的直觉是对的，战后时代必须与战前有所不同：一个新时代，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这年长的一代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不也是一直希望如此吗？当然，就算在战后，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无力在面对危险的世界被重新政治化时，及时形成超越国家的组织来扭转这种局面。还在和平谈判期间，以小说《火线下》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就曾经试图在欧洲和解的旗帜下成立欧洲各国知识分子联合会。这个团体将自己命名为“清醒思考者”（Clarte），各国作家和艺术家要庄严地承担起责任，与任何形式的民众煽动做斗争。

　　巴比塞曾委托我和勒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也是最艰难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到处燃烧着对《凡尔赛和约》的怒火。只要莱茵兰、萨尔与美因兹的桥头堡还被外国军队占领着，要想赢得德国人在思想上超越民族主义就显得前景渺茫。如果巴比塞没有抛弃我们，也许还有可能建成这样的组织，就如同后来高尔斯华绥通过成立国际笔会俱乐部（P.E.N.）所能做到的那样。

　　致命的是，一次俄国之行带给他的兴奋——那里群情高涨的大众传染到他身上的——让他坚信，市民国家和民主无力让各民族结成真正的兄弟关系，只有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全世界成为兄弟才有可能。他想悄悄地将“清醒思考者”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我们拒绝这种激进做法，这是一种注定会削弱我们的力量的做法。于是，这件本身很有意义的计划就提前告吹了。我们又一次因为太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让为思想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遭遇失败。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平静地隐居起来，回到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里，我以三十六岁的年龄，已经进入了上一代，那个本来已经该销声匿迹的一代了，因为我拒绝像猴子那样投他们所好。对于早年的作品，我自己感到不满意，我再也没有再版那些“唯美”时期的书。这也意味着，要重新开始，要等待，直到各种“主义”的焦躁浪潮退去。我个人的一个缺陷——全无上进心——也有利于做到这种不尚虚荣。

　　我开始了一个大型的系列“世界的建造大师”，就因为自己知道这需要做上几年；我写作了中长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带着彻底的非行动主义者的放松。我身边的国家，我身边的世界开始慢慢地有了秩序，我也不应该再有所犹豫。我可以装模作样的时代过去了，那时我所开始的一切，都无非是权宜之计。人生的中途站我已经到达，单纯承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需要做的是，去更有力地追随自己的渴望，去让自己经受住考验，或者让自己彻底放弃。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