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9)_茨威格

六九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土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

　　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比如，在那些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也从来没有忘掉去一场歌剧演出。人们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跌跌撞撞，因为煤的匮乏，照明受到限制。买一张大厅里座位的票需要一捆钞票，这在早先足够豪华包厢的全年票了。因为剧场里没有暖气，观众都穿着外套看戏，并且大家拥挤在一起来取暖。现在的大厅里，是多么单调，多么灰暗，而从前这里是耀眼的制服，多么华贵的女士晚装！谁也不知道，如果货币继续贬值，哪怕只有一个星期没有煤可用，在下一个星期歌剧是否还能够继续上演。在这个带着皇室般富丽堂皇的奢华剧院里，一切都显示出双重的令人绝望。

　　乐队的演奏员们坐在乐谱架旁，他们也处在灰色的阴影当中，身着已经磨坏了的旧燕尾服，他们疲惫不堪，因为匮乏而显得憔悴。在这座变得阴森森的剧院里，我们自己也如同幽灵一般。可是，当乐队指挥抬起了指挥棒，当帷幕徐徐拉开以后，一切都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每一位歌唱家，每一位音乐家都发挥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因为他们都感觉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座自己钟爱的剧院里演出。我们在悉心倾听，从来没有这么集中，因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就这样生活着，其他的千百万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极尽自己所能，在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一年，这毁灭之前的时段。我还从来没像当时那样在一个民族当中感觉到那么强烈的对于生活的意志，好像那一切都关涉到终极所在：为了存在，为了延续。

　　然而，哪怕有这一切，要是我得向人解释，当时那个被洗劫一空、贫穷而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就保留下来了，我还是会觉得尴尬。我们右边的巴伐利亚成立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走向了布尔什维主义。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革命没有在奥地利发生。当时真的不缺少爆炸材料：满大街游荡着返乡的士兵，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衣衫褴褛，愤怒地眼见着发战争财的人享受着无耻的奢侈，他们还得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兵营里，一个“红色卫队”团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没有任何对立组织的存在。两百个心意已决的男人就足以拿下当时的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但是，没有什么真正严肃的事情发生。

　　唯有一次，一群不守纪律的人准备闹事，被四五十个携带武器的警察轻而易举地给平定了。于是，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与它的能源供应、工厂、煤矿和油田切断关联的国家，这个纸币像雪山崩塌一样失去价值的、被抢劫一空的国家存留下来了，站住脚了。也许这是由于它的衰弱，人们太没有力气，挨饿的日子太久了，没有力气再去斗争了；也许，那也是由于那种典型的奥地利式的神秘力量：那种与生俱来的和睦相处的能力。

　　两个最大的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在最艰难的时刻联合在一起组成政府，尽管他们有内在的深层对立。每一方都向对方做出了让步，以避免让整个欧洲陷入四分五裂的灾难性局面。慢慢地各种关系开始被理顺，开始稳固起来，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这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肢体残缺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后来当希特勒来到这里要夺走这个民族——这个富有牺牲的意愿，忠贞不渝，在坚苦卓绝中表现出无比勇敢的民族——的灵魂时，它甚至还能保卫这个国家的独立性。

　　但是，这个国家避免了极端性的塌垮，这只停留在外面的和政治的意义上。在国家的内部，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经历了一场极大的革命。与军队一起被粉碎的还有曾经对“威权不会犯错误”的信任，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信条。对于那位发誓“人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战斗”，却在夜深雾浓之时逃出国境的皇帝，对于那些军队首领、政客和毫不懈怠地用“战争”（Krieg）和“胜利”（Sieg）、“痛苦”（Not）和“死亡”（Tod）来押韵的诗人，德意志人还会有一丝敬仰之情吗？当硝烟弥漫这个国家，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随处即是之时，战争的残酷现在才为人们所见。

　　四年长的时间，在英雄主义和军队征用的名义下进行了谋杀和抢劫，人们怎么还能将这样的道德信条看作是神圣的呢？当国家取消了一切颇为棘手的对公民的责任之后，国民怎么还能够相信这个国家做出的任何承诺呢？而现在，正是那些战争期间的原班人马，那些有经验的人，在商谈和平时显示出来的愚蠢与发动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大家都知道——当时却只有我们少有几个人才认识到——这次的和平会是历史中一个道德上的机会，也许是最大的可能机会。威尔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以卓越的远见勾画了一项给世界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和解计划。但是，那些旧日的将军、国家首脑、利益相关人将这一计划割裂成毫无价值的碎纸片。

　　那些曾经说给千百万人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场战争——无非是要从那些一半由于失望，一半由于疲惫而变得绝望的士兵身上，再动员出来最后的力量。军火商的利益和政客们的较量已经以牺牲这些承诺为代价，他们采取了关起门来签订秘密条约和进行私下谈判的灾难性策略，成功地避开威尔逊提出的那些睿智的、人道的要求。这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看到，他们受骗了。受骗的是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作为乞丐而返乡的士兵，是认购爱国国债的人，是每一位相信了国家承诺的人，是我们所有那些梦想着一个更有秩序的新世界的人。

　　我们不得不看到，那个押上了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的老游戏，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操盘手还是原来的那拨人或新来的赌徒。如果整个年轻一代怨恨而鄙视地看待他们的父辈——这群先听信了胜利在握而后又接受了和平条件的人——这会让人感到奇怪吗？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不走运，什么都无法预见，什么都无法料到才导致的？如果年轻人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尊敬，这难道会不好理解吗？整个的年轻一代，不再相信父母、政客和老师；国家的任何规定、任何法令，他们都会带着怀疑的目光来阅读。战后的一代一下子就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效条规，背离了传统，他们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摆脱过去，跃入未来。

　　生活领域中一个完整的新世界，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应该从他们这里开始，当然一切都带着某些狂野的过激。一切非同龄人的活动，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以前年轻人与父母一起旅行，而现在十一二岁的孩子们依照性别组织起自己的群体，像“迁徙的鸟儿”一样走遍整个国家，去意大利，去北海。在学校里，他们依照苏俄的榜样，成立学生委员会来监督教师，推翻“教学计划”，因为孩子们只愿意、只想学习他们愿意学习的内容。

　　对于每一种现行的规则，他们出于造反的乐趣去反对，甚至违背了天然的意志，违背了性别之间永久性的两极化。女孩们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短到与男孩子们的发型都无法区分开来，而年轻的小伙子们又要将胡子刮得精光，为的是显出些姑娘的娇媚。男女同性恋并非出于内在的性驱动，而是作为一种表达抗议的盛行时尚，反抗的是那些悠久的、合法的、正常的爱情形式。存在的每一种表达形式都要显示出激进和革命，艺术也当然如此。新绘画宣布伦勃朗、老贺尔拜因（Ambrosius Holbein）和委拉斯开兹（Velasquez）创作的一切都已过时，开启了最光怪陆离的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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