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8)_茨威格

六八

　　在平原地带，人们的营养状况要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时代，没有哪个农民会愿意按照法定的“最高限价”来出售黄油、鸡蛋和牛奶。他们把能储存的东西都储藏在一个仓库里，等着能出高价的买主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所谓的“仓鼠”，即投机倒把的人。无业的男人们背上一两个背包，挨家挨户地走到农民家——有些货源充足的地方，他们甚至坐火车去——去非法收购食品，然后在城市里以四倍或者五倍的价格卖出去。刚开始，农民们还因为一下子有这么多纸币感到高兴，于是自己把纸币“囤积”起来。等到他们的钱包满了，要带着钱到城里买东西时，才难过地发现：那些食品，他们不过是以平时五倍的价格卖出去的，而他们想要买的镰刀、锤子、铁锅等，价格已经涨了二十倍或者五十倍。从那以后，他们就只以工业品来换食品，要求以物易物的对等交换。

　　自从人类进入战壕重温洞穴时代的生活，千年以来使用货币的传统也被抛弃了，人们又回到了原始的物物交换。一种怪异的贸易方式开始遍及全国。城里人将那些农民可能愿意要的东西拿到农村去，比如，中国的瓷花瓶和地毯，长刀和火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各种装饰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一个人走进萨尔茨堡的农户，可能会看到一尊印度佛像正在盯视着来者，或者一只洛可可风格的书柜，里面竖立着皮面精装的法文书，新主人会为做成这桩好买卖而格外得意。“真皮的！法国！”他们鼓着腮帮子炫耀说。要物，不要钱，已经成了当时的口头禅。有些人不得不从手上褪下结婚戒指，或者从身上摘下皮带，只因为要填饱肚子。

　　最后，有关部门也掺和进来，要阻止这种黑市交易，可是实际上只是对富人有利。每一个省份里都设立了很多关卡，要从自行车和火车上将“仓鼠”们的货物收缴下来，分派到城市里的食品供应机构。“仓鼠”们采用美国西部的方式组织夜间运输，或者去贿赂那些检查人员，这些人自己家中也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时候也会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经过四年的前线练习，小伙子们精通武器的使用，在逃跑途中也熟悉自身掩护等一套军事艺术。这种混乱的局面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越来越不安，因为货币的贬值是每一天都能感觉到的。邻国已经启用自己的纸币取代奥匈帝国的纸币，在一定程度上将兑付旧“克朗”的负担都转嫁给了小小的奥地利。令民众失去信任的第一个标志，是硬币已经见不到了，因为跟纸币相对而言，一小块铜或者镍仍然是“实物”。

　　国家在开足马力印钞票，以便按照魔鬼梅非斯特的办法尽可能地制造出更多的人为货币，但是其速度仍然赶不上通胀的速度。于是，每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都开始自行印制自己的“紧急状态钞票”，可是相邻的村子却都不肯接受它们作为支付手段，后来人们在认识到这完全没有价值以后只好全部扔掉。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首先出现在奥地利，然后在德国，如果一位国民经济学家能把情况如实写下来的话，我感觉那惊心动魄的程度很容易超过任何一部小说，因为混乱的形式越来越出人意料。很快人们就不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了。物价在随意上涨：一家商店里的火柴价格可能是另外一家店里的二十倍，只是因为后者的店主还一无所知地按照昨天的价格在出售物品。这老实人得到的回报是，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商店就被抢购一空，因为人们互相转告，每个人都跑来买能买的东西，不管他们是否真正需要。就算是一条金鱼或者一架旧望远镜，也还能说是“实物”，每个人都想要“实物”，而不想要纸钞。

　　最荒唐的是房租的不成比例。政府为了保护租客（他们构成了大多数）起见，禁止任何形式的租金上涨，这就损害了房东的利益。很快，在整个奥地利，一套中等大小住宅的年租金还不够吃一顿午饭，整个奥地利甚至有五年或者十年的时间就是免费住房（因为后来连中止租户合同都被禁止了）。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局势一周比一周荒唐，世风日下。四十年节俭度日，出于爱国热情而用自己的积蓄购买战争公债的人，现在成了乞丐。欠债的人，不再还债；规规矩矩地只得到食品配额量的人，会挨饿；只有那些大胆越界的人，才能吃饱。肯行贿的人，日子会好过起来；肯投机的人，会大发横财；依循买入价而出售货品的人，等于遭受了盗窃；那些得精打细算的人，总会受到欺诈。在钱财的流动和蒸发过程中，再无规范和价值可言。人们所认可的只有一个美德：要机灵、随机应变、不假思索，要跳到这匹追猎快马的背上，而不是让自己被它践踏。

　　雪上加霜的是，当奥地利人在价值骤变的过程中失去任何规范时，某些外国人也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其中浑水摸鱼。在通货膨胀持续了三年，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在此过程中，这个国家唯一保持价值恒定的是外国货币。由于奥地利克朗就如同肉汤冻一样在手指下流走，每个人都想要瑞士法郎、美元；好多外国人也利用这一经济形式，也要在蜷缩一团的奥地利克朗这具死尸上咬上几口。

　　奥地利“被发现了”，于是有了灾难性的“外国人季”。维也纳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这些食尸秃鹫，他们什么都买，从牙刷到农庄，他们将私人收藏和古董店收购一空，主人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由于处境窘迫，遭受了怎样的抢劫和偷窃。瑞士小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速记员可以住在环城大道大饭店的王侯套房，这种情况显得难以置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的：萨尔茨堡著名的豪华饭店“欧洲饭店”好长时间都是出租给英国的失业者，由于有相当丰厚的英国失业金，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费用甚至比在本国的贫民窟还要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奥地利生活和购物是多么便宜的消息，慢慢地越传越广，从瑞典、法国有好奇的客人赶来，在维也纳的大街上，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用得比德语还多。甚至德国也利用马克来对付日益贬值的克朗，当时德国的通胀速度还不如我们这里那么快，当然后来比我们快百万倍。

　　作为边境城市的萨尔茨堡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可以每天观察到这些抢劫的队伍。他们成百上千地从相邻的巴伐利亚乡村和城市过来，填满了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让裁缝给自己做衣服、修理汽车，他们在这里去药店买药，去看医生；慕尼黑的大公司在萨尔茨堡将寄往国外的信和电报发出去，以便省下邮费的差额。后来，德国政府采取了措施，阻止人们在便宜的萨尔茨堡购买所有的必需品——毕竟一个马克可以换七十克朗——而不是在本地商店里购物，他们设立了边境稽查站，每一个来自奥地利的商品都会被海关所没收。但是，有一样东西海关也没法没收：那就是已经喝到肚子里的啤酒。

　　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从汇率表上看，由于克朗的贬值他们用在当地喝一升啤酒的价钱能在萨尔茨堡喝上五六升还是十升啤酒。再也想不到比这更诱人的事情了。于是，他们带着妻儿老小成群结队地从费赖拉辛（Freilassing）或者赖辛哈尔（Reichenhall）过到边境这边来，享受尽情畅饮的奢侈。每天晚上，火车站都成了一个真正的魔窟，到处是酩酊大醉的、大呼小叫的、打着嗝的、呕吐着的人。

　　有的人喝得太多，只好被用平常运土豆的推车给推到车厢去，直到火车满载着醉醺醺中又吼又唱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然，当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报复就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们。当克朗稳定下来，而马克却以天文数字的幅度强烈下跌时，奥地利人也从同样的火车站乘车过去，到那里去喝便宜啤酒。同样的戏，第二次上演，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向而已。这两场通货膨胀当中的啤酒战争，属于留在我的回忆中最为特别的，因为这些在小节上的实在和怪诞，也许最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那些年的疯狂之处。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些年里我们是怎样来应付家庭开销的。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40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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