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7)_茨威格

六七

　　突然人们听到那位一身黑衣的老妇人在轻声啜泣，谁知道她是从多远的地方赶来，为了还能再看上一眼“她的”皇帝。终于，火车司机给出了信号。大家都不禁吓了一跳：不可逆转的时刻开始了。机车猛地一冲，好像它也必须对自己使用暴力，才能让自己行进。火车缓缓地远去。铁路员工满怀敬意地目送它。然后，他们带着某种尴尬——那是人们在送葬时可以观察到的表情——再回到他们的小工作室。在这个时刻，那个延续了几乎一千年的皇朝才真正结束了。我知道，我要回到的是另外一个奥地利，另外一个世界。

　　那辆列车一在远处消失，我们就被要求从漂亮整洁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车厢里。只要一进到奥地利车厢，人们就已经提前知道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帮旅客找座位的列车员，走起路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面带饥色，衣衫已经半是褴褛，有裂口的破旧制服在他耷拉的双肩下晃来晃去。原本在将车窗推上去或者拉下来时用的皮把手已经被割掉，因为每一块皮子都是宝贝。盗贼的匕首或者刺刀将座位给划破，整块的软垫皮面不知道被哪个胆大之徒给野蛮地拆走：为了补鞋，人们看见哪里有皮面就拿走。同样，烟灰缸也因为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儿镍和铜而被偷走。深秋的风，透过破碎的车窗从外面呼啸而来，带着发动机燃烧的劣质褐煤的煤灰和碎渣，它们把四壁和地板都熏黑了。不过，强烈的煤烟味至少冲淡了那种极其强烈的碘酒味，这会让人联想到在战争期间这座只剩下骨架子的列车曾经运送了多少伤病员。

　　不管怎样，这列车居然还能向前开动，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过是一个慢腾腾的奇迹。每次听到没有上润滑油的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不那么刺耳时，我们就会担心这疲劳过度的机器也许要停止呼吸。以前一个小时走完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黄昏到来之际，车厢里陷入黑暗。电灯泡要么是打碎了，要么是被偷走了。谁要是想找什么，就得自己点着火柴向前摸索。人们之所以不觉得冷得发抖，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六个人或者八个人挤坐在一起。

　　到了前面的第一站，又挤上来很多人，越来越多，因为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人们都开始变得疲惫不堪。车厢的过道里都挤满了人，甚至在车厢的踏板上都蜷缩着人，坐在这半是冬天的寒夜里。况且，每个人都害怕地紧紧按住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不放。没有人敢在黑暗中让自己的东西离手一分钟。我从和平之地返回到战争的残忍当中，而人们以为这战争已经结束了。

　　快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时，火车头突然开始倒气，尽管马力加大气喘吁吁，还是无法爬上一个小山坡。乘务员们在黑暗中提着冒着烟的灯紧张地跑来跑去。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救援车才赶来。而后，整整用了十七个小时，而不是平时的七小时，才到了萨尔茨堡。车站上根本没有搬运工。最后，在那么几个衣衫褴褛的士兵的帮助下，我才把行李放到马车上。拉车的马又老又吃不饱，与其说是靠它来驾辕，毋宁说是它靠着车辕才站得住。我实在没有勇气还把箱子装在车上，还让这匹行将就木的动物去干活。我把箱子留在火车站的寄存处，忧心忡忡地怕再也见不到它们。

　　在战争期间，我在萨尔茨堡买了一幢房子。由于对战争持彼此相反的态度，我和先前的朋友们大大疏远了，这也唤醒了我内心中不再住在大城市，生活在众人当中的要求。我日后的工作也需要这种隐居的生活方式。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当中，我觉得萨尔茨堡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不光是因为这里的景色优美，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奥地利的边缘，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到慕尼黑，五个小时到维也纳，十个小时到苏黎世或者威尼斯，二十个小时到达巴黎，一个真正的去往欧洲的出发地。当然，它当初还没有因为艺术节而名声大振，（在夏天成为姿态傲慢的）“名流”会聚地（不然我也根本不会选这里为工作的地点）。

　　当时，这里是一个古朴的、静谧的、浪漫的小城，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最后一道山梁，山地和丘陵在这里平缓地过渡到德国平原。我的房子所在的那个郁郁葱葱的小丘，正是阿尔卑斯山山峦起伏的最后一个余波。汽车开不到上面，要上去只有一条朝圣之路般的三百年的老路，走过一百多级台阶。这辛苦攀登所得到的报偿便是，可以在上面的平台上获得美妙无比的视野，将这座有很多教堂尖塔的城市里的屋顶与屋脊一览无余。在这小丘后面展开的是一幅全景画，是阿尔卑斯山脉气势雄伟的山脉链条（当然，也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不久以后，当时还完全不为人知的希特勒就会住在对面）。

　　这座房子本身也一样浪漫而不实用。在17世纪，它是一位大主教的狩猎别墅，背靠结实的城堡防护墙而建；在18世纪末，房子向左右各扩建出来一个房间。别墅内有一幅豪华的旧壁毯，还有一个彩绘的保龄球，当弗朗茨皇帝于1807年访问萨尔茨堡时，曾经在这座房子的长廊里用过它打球。此外，这座房子里也有若干写着各种基本权利的羊皮纸。不管怎样，它们可以让人一目了然，见证这座房子的辉煌历史。

　　那幢别墅的门脸显得很长，可是实际上只有九个房间，因为它的进深浅。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稀罕之物，后来我们的客人们也每每赞叹不已。可是在当时，它的历史悠久可是个要命的倒霉事。我们发现这个家几乎是处在没法住人的状态。雨水滴进房间里，每次降雪后门廊里都是水。而且，在当时要想修好屋顶是不可能的，因为木匠找不到修房椽的木头，管道工也没有铅皮来修导水管。我们只能用油毡纸将坏得最糟糕的地方修补一下，一旦下雪，只好自己及时爬到屋顶上把雪铲掉，以免房顶承重太大。电话也不好用，因为电话线不是铜线，而是铁制的替代品。每一样小东西都得我们自己搬到山上，因为没有人来送货。

　　但是，最糟糕的是寒冷，因为在这附近根本就没有煤，而园子里的木头还太湿，点着后像蛇一样发出呲呲声，但是根本不发热，只是发出爆裂声却不出火苗。最后我们不得不烧苔藓地衣来对付，它至少可以给出一些温暖的幻象。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床上用冻得发紫的手写成的。每写完一页，我就得把手放到被子下面去暖和一下。即便这样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房子，也还需要保卫，因为除了普遍的食品和燃料不足以外，在这个灾难之年人们还缺少住房。长达四年之久，奥地利根本没有修建房屋，许多房子倒塌了，现在突然有大量被解散的士兵和战俘从战场上回来，涌向这里。不得已，每一个空房间里都会有一个家庭安顿下来。管理委员会已经来了四次，可是我们早已自愿地让出去两个房间。当初曾经跟我们过不去的破与冷，现在似乎恰到好处：没有人愿意爬上一百个台阶，到这上面来受冻。

　　当时，每次下去到城里都是令人震撼的经历：我第一次在人们危险的黄眼睛里看到了饥馑。面包发霉变黑，味道如同沥青和胶水一样，咖啡是用烧煳了的大麦做成的代制品，啤酒就是黄色的水，巧克力是涂了颜色的沙子，土豆都冻了。为了不至于将肉味彻底忘掉，好多人自己饲养兔子；有一位小伙子在我们的花园里打到了一只松鼠，当作星期天的菜肴；喂得稍微好一点儿的猫和狗，出门稍远一点儿就很难再回来。衣料呢，都是加工过的纸做成的，是代用品中的代用品。男人们身上穿的几乎都是旧衣服，甚至也穿俄国人的军服，这些都是从仓库里或者医院里拿来的，都是好几个已经死了的人曾经穿过的；用旧口袋缝制的裤子也不少见。路边的商店都像是遭了劫一样空空如也，失修的房子上的泥灰像疮痂一样剥落下来。路上的行人都明显营养不足，在拖着疲惫的身躯去工作，精神萎靡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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