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6)_茨威格

六六

　　§十二　重返奥地利

　　单从逻辑的角度看，在德国和奥地利缴械以后，我能做的最愚不可及的事情便是回到奥地利，回到那个从前的皇权帝国，现在只是欧洲地图上一块尚未确定的、毫无生气的灰影子。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让他们自己的地盘分出去了；现在所剩下的是，只是一个残躯，所有的动脉都在流淌着鲜血。那些被强制性地称为“德意志——奥地利人”的六七百万人口中，其中的两百万饥寒交迫地拥挤在首都维也纳。那些曾经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的工厂，现在都在外国；火车现在也变成了可怜的短短的列车；国家银行里的黄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巨额战争贷款。

　　边境线还没有划定，因为和平会议几乎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召开，谁承担哪些责任还没有确定下来。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没有煤油。一场革命看来将会不可避免，不然的话，就得有个化解灾难的办法。从各种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是无法独自生存下去的，社会主义党、教会力量的政党、民族主义的政党，所有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都根本不想独立。

　　据我所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么纠结的情形：一个国家被强迫独立，而这个国家自身却拒绝这种独立。奥地利希望要么跟过去的邻国再度统一起来，要么与同宗的德国统一，无论如何不要以这种残缺的方式过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那些邻国却不愿意继续与奥地利保持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地利太穷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卷土重来。另外一方面，归并到德国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为的是不要增强战败国德国的力量。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文：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不想存在的国家被命令道：“你必须留在这儿，存在下去！”

　　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在最糟糕的时刻自愿重新回到那个我曾经离开的国家，今天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战前那一代人，不管怎样还是在一种非常强的责任感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认为，越是在最坚苦卓绝的时刻，越应该回到自己家庭所属于的那个地方。反正，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安逸而避开那里正在发生的悲剧性情况，是一种怯懦。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必须用自己的词语来帮助人们战胜失败。我感觉自己在战争期间是多余的，而在战败之后好像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因为我对战争拖延的抵制，在人们当中，尤其是青年当中，赢得了一些道德上的声望。就算我百无一用，至少还有一个意义：那就是一同去经受早就预言到的、无所不在的苦难。

　　当时返回奥地利的行程准备差不多同去北极探险一样。必须穿得暖和，要准备好毛衣毛裤，因为谁都知道国境线那边没有煤可烧，而冬天已经站在门前；必须得换好鞋底，因为在那边只有木头鞋底；在瑞士方面允许的额度内要尽量带上食物储备和巧克力，以保证在拿到面包票和肉票前不至于挨饿；要去给行李办保险，保险额要尽量高，因为大部分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而任何一双鞋、一件衣服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在我十年以后去俄国旅行时，才再一次做了类似的准备。在边境站布克斯（Buchs），也就是在一年多以前我带着强大幸福感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个地方，我还有那么一刻的犹豫不定，问自己在这最后的一刻是否还是转身回去。我感觉，这会是影响我一生的决定。我还是选择走向那个更沉重、更艰难的生活。我又上了火车。

　　当我一年前到达时，我在瑞士的边境站布克斯站经历了令人激动的一分钟；现在在我返程时，在奥地利这边的边境站费尔德基尔希（Feldkirch）也有了与之相比毫不逊色的难忘一分钟。在下车时我已经感觉到边境官员和警察身上那种明显的不安。他们并不太注意我们，边境检查十分草率，好像他们在等待更重要的事情。终于有钟声敲响，宣告一辆来自奥地利方向的列车快要进站。车站上的警察马上各就各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从木板屋里出来，他们的太太们似乎事先也被知会过，都挤在站台上。在等候的人群当中，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一位身穿黑衣的老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看她的仪态和服饰我猜想她是一位贵族。她明显非常激动，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眼睛。

　　列车徐徐地，几乎可以说带着王者风范驶进来。是一种特殊类别的列车，不是那种已经用旧的，日晒雨淋褪了色的普通旅客列车，而是黑色的宽大车厢，一辆专车。车头停住了。在等待的人群中，能感觉到有一种激动情绪在出现。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时我通过车厢的反光车窗看到高高站立的卡尔皇帝，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还有他那身穿黑衣的夫人齐塔皇后。我吓瘫了：奥地利的皇帝，统治了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要离开他的国家！尽管他拒绝宣告正式退位，奥地利共和国还是允许他离开，也许是他强迫共和国不得不这样做。

　　此刻，这位身材高大、面容严肃的人站在车窗旁，最后看一眼自己国家的山峦、房屋和人群。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对于一位在帝国传统中长大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双重的震惊：在小学里唱的第一支歌是皇帝之歌，以后在部队服役时又宣誓对这个男人，这位身着便装，一脸严肃和沉思的男人“在陆地、水域和领空唯命是从”。我曾经无数次见过老皇帝，当时那些重大节庆典礼上所展示的豪华，在如今早已经成为传奇。我看见过他站在美泉宫的台阶上，在他的家人和身着崭新制服的将军们环绕之下，接受站列在草地上的八万名维也纳儿童的欢呼，他们用稚嫩的童声唱起海顿创作的大合唱《上帝护佑》，令人为之动容。我曾经在宫廷舞会上看到过他，在话剧专场演出上看到过他穿着光灿灿的制服，看到过他又戴着一顶绿色的施蒂里亚人帽子去伊施尔（Ischl）打猎，看到过他低着头虔诚地在“圣体节”的行列中走向斯特凡大教堂，在那个雾蒙蒙的、潮湿的冬天，我看到了那灵车：在战争进行当中，这位耄耋老者被安葬到皇室墓地，在那里得到他永久的安宁。

　　对我们来说，“皇帝”这个词曾经是一切权力、一切财富的汇总概念，是奥地利长治久安的象征：从孩童时代起，人们就学会了在说出这两个音节时要带着敬畏。现在，我看到了他的继承人，奥地利的最后一位皇帝，作为被驱逐者离开这个国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光荣序列，一个又一个世纪帝国的权杖和皇冠世袭罔替，就在这一分钟里终结了。在这悲哀的景象中，我们周围所有人都感觉到历史，世界的历史。宪兵、警察和士兵显得有些尴尬，他们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一旁，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可以像从前那样采取老式的敬礼仪式。女人们都不敢真正抬起目光，没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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