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5)_茨威格

六五

　　这种分裂的情形给阿尔萨斯人造成的痛苦最为强烈，而在他们当中最糟糕不过的是像勒内·席克勒这样的人，他们心里朝向法国，但是用德语写作。本来战争争夺的就是他们的地盘，感觉将他们的心从中间切开。有人想要把他们拉向左边，有人要把他们拉向右边，要强迫他们认可德国或者法国。但是，他们最受不了的便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想要的，和我们大家一样，那便是德国和法国作为兄弟，彼此间的互谅而不是敌视，因此他们在两边受苦，为两个国家而受难。

　　在他们周围还有一群无所适从的半敌半友者，混血的人，跟德国军官结婚的英国女人，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在有些家庭中，一个儿子在这边服役，而另外一个儿子在那边服役；有的父母在等着信件；这边不多的财产被没收了，那边的职位丢掉了。所有这些被分裂的人都逃到瑞士来，为了逃脱嫌疑。无论在旧的，还是在新的家乡，他们都同样遭到迫害。这些被摧残、被损害的生灵，为了避免羞辱这个或者那个人，他们避免说这种或者那种语言，像影子一样悄无声息地游走。一个人活得越欧洲化，那只要砸碎欧洲的拳头，对他就会教训得越狠。

　　在此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期也临近了。首演非常成功，甚至《法兰克福报》也阴阳怪气地向德国报道说，美国公使和协约国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观看了首演。这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们都感觉到，战争现在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参战国内部已经变得越来越弱，对由鲁登道夫一意孤行而强迫继续进行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也不像在他风光无比的罪恶之始时那么危险了。在1918年的秋天，会有最终的决定。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在整个等待时期留在苏黎世。我慢慢地变得更为清醒和警觉了。在刚刚到达这里的兴奋中，我还曾经以为在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对军国主义者当中，真的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是为实现欧洲和解这一目标的坚定战斗者。很快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或者扮演成英雄信念的殉道者当中，也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混进来。他们是受德国情报机构收买来监听和刺探其他人的。

　　很快，每个人都从自己遇到的事情当中看清楚了：这个宁静的、规矩的瑞士被来自两个战争阵营的情报人员给打通了无数个地洞。倒字纸篓的女佣、电话接线员、在服务时出奇地与人靠得近而且速度慢的跑堂，都在为敌对的某一方服务，甚至是同一个人为双方服务。箱子被神秘地打开了；吸墨纸被拍了照片；信件在路上或者在邮局里消失了；在旅馆的大厅里，举止文雅的女人以令人厌烦的样子向人挤出笑容；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和平主义者会突然来访，请我们在声明上签字，或者一副无辜的样子请求给他们那些“可靠的朋友”的地址。

　　一位“社会主义党人”请我给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的工人组织做一次报告，他给出的报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组织对此却一无所知。到处都得提防备至。没用多久我就注意到，那些能够当作绝对可靠的人，数量是多么少。由于不想再卷入政治当中，我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少。即便是在跟那些可靠的人交往当中，那些没有结果的无休无止讨论，那种一意孤行地局限在激进主义者、自由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无政治倾向的小圈子的做法，也让我感到无聊。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能观察那些永久型的职业革命者：只是作为反对者，他才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死守教条，因为他们自身没有可以停靠的锚点。要是继续留在这喋喋不休的混乱环境里，这种令人眼花缭乱、毫无把握的共同性就会继续发酵下去，自身的信念和道德上的把握就会受到损害。

　　于是，我撤了出来。事实上，这些咖啡馆谋反者没有一个敢于真正谋反的，那些临时扮演的国际政治家没有一个懂得，在真正有必要时该如何去从事政治。在积极的任务即战后的建设开始之时，他们还躲藏在自己那种吹毛求疵、满腹牢骚的消极情绪当中，正如那些日子里的反战作家一样，他们当中少有在战争以后还完成重要作品的。是那个发烧的时代，让他们创作、讨论、从事政治；那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造成他们形成共同之处的并非一个内在的理念，于是这些由有趣的、有才华的年轻人组成的圈子一下子消散得不留任何痕迹，只要他们反抗的对象——战争——过去了。

　　我选择的适合我停留的地方是吕施利孔（Rüschlikon）的一家小旅馆，离苏黎世半个小时路程。从那里的小山上可以看到整个苏黎世湖，城市的尖塔显得又小又远，一览无余。在这里我只需见我自己请来的人，真正的朋友，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在这里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充分利用那些无情流逝的时间。只要本国的宣传还没有让他们的眼睛变瞎、耳朵变聋，美国的参战让所有人都看到，德国的战败不可避免。当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他从此要“民主地”执政时，我们都知道，这钟声传达出来的是什么。我坦率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与德国人在语言上和思想上有密切关联，却变得急不可耐：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正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快点到来。曾经发誓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逃出国境线，那位为了他的“胜利者和平”而让百万人殒命的鲁登道夫戴上墨镜败走瑞典的那一天，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我们相信——当时全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是一切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个蹂躏世界的野兽被驯服了或者已经被杀死了。我们相信威尔逊那了不起的纲领，那也正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东方也看到一束差不多的光芒，因为俄国革命还带着人道的理想主义理念在欢庆它的蜜月期。我们是太傻了，我知道。但是，这么傻的不光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回忆起来，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满是欢呼声，以此来迎接地球的拯救者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敌对双方的士兵都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人们从来没有像在和平的最初几天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有那么大的信任。现在，在地球上终于有余地去建立那早就被承诺的公平与博爱的王国了，去建立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个共同的欧洲：要么是现在，要么便永无可能。我们已经走过地狱，地狱之后还有什么能吓住我们？一个新世界正整装待发。我们还都年轻，所以我们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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