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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他终结于一个变得不那么波澜壮阔的时代,写些没有什么分量的小册子以及没有什么意义的争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样。在获得赦免以后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位在战争时期最无畏、最勇敢地反对战争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时代带给他的契机,知道如何使之发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今天他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他在战争期间创办《明天》这份刊物,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带着对这份功绩的感激之情来回忆他的人。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回到苏黎世,以便开始讨论我的话剧试演的问题。我一直都热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为它那高雅,略为保守的文化生活。由于瑞士位于各交战国之间,苏黎世也不再那么安静,一夜之间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欧洲各种思想运动的聚会所,当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机者、间谍、宣传鼓动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当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人。

  在餐馆、咖啡馆、电车里、大街上,人们听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会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当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被命运卷到这里的人,他们的生存都与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为受到迫害和蔑视。每个人都从原本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出来,被甩入偶然事件当中。由于没有家乡,他们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处;因为没有权力来影响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们日日夜夜在思想发烧的状态中讨论问题,这让一个人同时变得兴奋而疲倦。人们在自己的家乡里经历了若干年月的闭嘴不言之后,现在真的很难舍弃这种说话的乐趣。

  当一个人又可以不受检查地去思想、去写作之后,这让人不由得要去写作、去发表。每个人都开足马力,哪怕是中等资质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尔博——也变得比此前以及此后更有意思了。各种语言、各种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聚在这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 H.Fried)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Fritz von Unruh)给我们朗诵他的戏剧作品,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写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 Latzko)以他的《战争中的人们》引起轰动,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 Werfel)来到这里朗诵作品。我下榻的施韦德饭店(Hotel Schwerdt)历史悠久,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也曾经下榻在此处,这里能够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我看到过一些俄国人,他们后来现身在革命当中,他们的真实名字我从来不会知道;还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强硬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战争党。

  在瑞士方面,站在我们这边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以及作家罗伯特·费齐(Robert Faesi)。我在法语书店里约见了我的法语译者保罗·莫里斯(Paul Morisse),在音乐厅里得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Oscar Fried):一切来来往往,你可以在那里听到所有的观点,有最荒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恼怒,也有兴奋。杂志得以成立,辩论得以进行,不同观点在碰撞,或者对立在升级;各种群体在形成,或者在解散。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苏黎世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夜里),见识到这么丰富多彩而充满激情的人和观点的组合,这种集中而且热烈的形式。人们在贝莱菲咖啡馆(Cafe Bellevue)或者奥德翁咖啡馆(Cafe Odeo)一直待到打烊为止,还经常再到另外一个人的寓所里继续讨论。

  在这个着了魔的世界里,没有人再去注意风光、湖光和山色,以及这恬静的和平;人们生活在报纸中、在新闻和谣言里、在观点中、在争论中。非常特别的是:在这里,人们在思想上对战争的经历更为集中,甚至超过战争正在进行的本国土地上,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将问题客观化,可以完全不考虑胜利或者失败带来的国家利益。人们不再从某一个政治锚点出发来看问题,而是从欧洲的角度出发,将战争看成一种残酷的、暴力性质的事件,它所改变的不光是地图上的几条边境线,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命运一样,我最为之动容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家乡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个,而是有两个或者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在内心中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个。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

  当我在几天以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不用英语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对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因此进入一种传统当中。”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当时只是将他的那本《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阅读,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还有他的短剧《流亡》。为了帮助他,我当时甚至还想翻译这个剧本。

  我越了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语言知识就越让我不胜惊讶。他那圆圆的、高高凸起的前额,在电灯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额头后面的大脑里好像所有恰当表达其所具有的词汇都在跳舞,而且它们以最光彩夺人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次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个复杂句子该如何用德语来表达出来。我们一起尝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找到合适的句子构成。每个单词他都有四五个备选的词汇,甚至是方言词汇,他对这些词汇的色彩和分量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他身上很少会不带有某种苦涩的气息,但是我相信这正是这种躁动,这种力量让他内心里变得激荡而多产。

  对都柏林、对英国和对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变成了动力能量的形式,的确只是在诗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释放。他好像喜欢自己的不苟言笑。我从来没见过他笑,或者看见他高兴过。他总显得是一团纠结在一起,让人看不透的力量。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时,他总是双唇紧闭,总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去,这时我就会比在我们的谈话中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内心的离群索居。我后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正好是他写出了最孤独、最没有羁绊同时又如彗星一般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栖居于两个国家之间生活的人,是费鲁乔·布索尼(Feruccio Busoni)。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选择在德国生活。从我的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众多艺术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人。当他坐在钢琴前聚精会神时,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美的,如在梦境中的光彩。他的双手在下面轻松地弹奏音乐,绝对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倾听,他那漂亮的、装满思想的头略微后仰,在静听着自己演奏的音乐,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经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曾经多少次在音乐厅里如醉如痴般地看他那张神采焕发的脸,让他的琴音轻柔地升起,带着银色的清亮而进入我的血液之中。现在,我在这里又见到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里笼罩着哀伤的暗影。“我应该属于哪一方?”有一次他这样问我。“当我夜里从梦中醒来,我知道在梦里我说意大利语。我要写东西时,我在用德语词汇思考。”他的学生遍及各国——“也许一个正在对另外一个开枪”——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心思恍惚。他写了一个小型的轻音乐独幕剧,为的是让自己获得解放,但是在战争期间,乌云不会从他的头里散去。很少能听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悦耳笑声,他从前那种令我如此喜爱的笑声。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车站餐馆的大厅里碰到他,这时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那里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他指着酒瓶说,“不是酗酒!但是,有时候必须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音乐也不总能有效,创作的灵感只能在好光景时才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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