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4)_茨威格

六四

　　他终结于一个变得不那么波澜壮阔的时代，写些没有什么分量的小册子以及没有什么意义的争吵，一如他起步之初所做的那样。在获得赦免以后不久，他在巴黎的一隅无声无息地死去。这位在战争时期最无畏、最勇敢地反对战争的人，如果能好好地利用时代带给他的契机，知道如何使之发生效力，原本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今天他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他在战争期间创办《明天》这份刊物，也许我是最后一个带着对这份功绩的感激之情来回忆他的人。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回到苏黎世，以便开始讨论我的话剧试演的问题。我一直都热爱这座城市，因为它的湖光山色，也因为它那高雅，略为保守的文化生活。由于瑞士位于各交战国之间，苏黎世也不再那么安静，一夜之间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城市，是欧洲各种思想运动的聚会所，当然也是一切可以想到的商人、投机者、间谍、宣传鼓动者等各色人等的聚集地。当地人有充分的理由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人。

　　在餐馆、咖啡馆、电车里、大街上，人们听到各种语言。到处都能遇到熟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总会陷入无休止的激烈争论当中，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被命运卷到这里的人，他们的生存都与战争的结局休戚相关：有的人受到自己政府的指派，有的人是因为受到迫害和蔑视。每个人都从原本的生存状态中脱离出来，被甩入偶然事件当中。由于没有家乡，他们一直都在找同伴式的相聚共处；因为没有权力来影响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他们日日夜夜在思想发烧的状态中讨论问题，这让一个人同时变得兴奋而疲倦。人们在自己的家乡里经历了若干年月的闭嘴不言之后，现在真的很难舍弃这种说话的乐趣。

　　当一个人又可以不受检查地去思想、去写作之后，这让人不由得要去写作、去发表。每个人都开足马力，哪怕是中等资质的人——如我所描述的吉尔博——也变得比此前以及此后更有意思了。各种语言、各种背景的作家和政治家都汇聚在这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Alfred H.Fried）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和平守望者》，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Fritz von Unruh）给我们朗诵他的戏剧作品，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写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 Latzko）以他的《战争中的人们》引起轰动，弗朗茨·韦尔弗尔（Franz Werfel）来到这里朗诵作品。我下榻的施韦德饭店（Hotel Schwerdt）历史悠久，当年卡萨诺瓦和歌德也曾经下榻在此处，这里能够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我看到过一些俄国人，他们后来现身在革命当中，他们的真实名字我从来不会知道；还有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强硬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战争党。

　　在瑞士方面，站在我们这边的是大名鼎鼎的神甫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以及作家罗伯特·费齐（Robert Faesi）。我在法语书店里约见了我的法语译者保罗·莫里斯（Paul Morisse），在音乐厅里得遇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Oscar Fried）：一切来来往往，你可以在那里听到所有的观点，有最荒谬的，也有最理性的；有恼怒，也有兴奋。杂志得以成立，辩论得以进行，不同观点在碰撞，或者对立在升级；各种群体在形成，或者在解散。我从来还没有像在苏黎世的那些日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夜里），见识到这么丰富多彩而充满激情的人和观点的组合，这种集中而且热烈的形式。人们在贝莱菲咖啡馆（Cafe Bellevue）或者奥德翁咖啡馆（Cafe Odeo）一直待到打烊为止，还经常再到另外一个人的寓所里继续讨论。

　　在这个着了魔的世界里，没有人再去注意风光、湖光和山色，以及这恬静的和平；人们生活在报纸中、在新闻和谣言里、在观点中、在争论中。非常特别的是：在这里，人们在思想上对战争的经历更为集中，甚至超过战争正在进行的本国土地上，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将问题客观化，可以完全不考虑胜利或者失败带来的国家利益。人们不再从某一个政治锚点出发来看问题，而是从欧洲的角度出发，将战争看成一种残酷的、暴力性质的事件，它所改变的不光是地图上的几条边境线，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命运一样，我最为之动容的是这些人当中没有家乡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那些不光有一个，而是有两个或者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在内心中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一个。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个角落，一位蓄着褐色小胡子的青年男子大多时候独自坐在那里，锐利的黑色眼睛前架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厚厚的眼镜。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英国诗人。

　　当我在几天以后与这位詹姆斯·乔伊斯相识以后，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与英国有任何所属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是他不用英语思考，也不想有英语式的思考。他当时对我说：“我想要一种语言，一种超越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对它俯首帖耳。我没法用英语表达自己而不让自己因此进入一种传统当中。”我当时还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已经在写作《尤利西斯》。他当时只是将他的那本《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阅读，那是他所存有的唯一一本，还有他的短剧《流亡》。为了帮助他，我当时甚至还想翻译这个剧本。

　　我越了解他，他那了不得的语言知识就越让我不胜惊讶。他那圆圆的、高高凸起的前额，在电灯下如陶瓷般反光，在额头后面的大脑里好像所有恰当表达其所具有的词汇都在跳舞，而且它们以最光彩夺人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有一次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里的一个复杂句子该如何用德语来表达出来。我们一起尝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找到合适的句子构成。每个单词他都有四五个备选的词汇，甚至是方言词汇，他对这些词汇的色彩和分量的细微差别都了如指掌。他身上很少会不带有某种苦涩的气息，但是我相信这正是这种躁动，这种力量让他内心里变得激荡而多产。

　　对都柏林、对英国和对特定人的恨在他身上变成了动力能量的形式，的确只是在诗歌作品中才得到了释放。他好像喜欢自己的不苟言笑。我从来没见过他笑，或者看见他高兴过。他总显得是一团纠结在一起，让人看不透的力量。每次我在街上看到他时，他总是双唇紧闭，总是步伐匆匆，好像他在朝某个特定的目标而去，这时我就会比在我们的谈话中更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内心的离群索居。我后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正好是他写出了最孤独、最没有羁绊同时又如彗星一般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另外一位栖居于两个国家之间生活的人，是费鲁乔·布索尼（Feruccio Busoni）。他的出生地和受教育之地都在意大利，但是他选择在德国生活。从我的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众多艺术名人当中我最喜欢的人。当他坐在钢琴前聚精会神时，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美的，如在梦境中的光彩。他的双手在下面轻松地弹奏音乐，绝对的完美；在上面他在倾听，他那漂亮的、装满思想的头略微后仰，在静听着自己演奏的音乐，完全沉浸在其中，好像他已经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我曾经多少次在音乐厅里如醉如痴般地看他那张神采焕发的脸，让他的琴音轻柔地升起，带着银色的清亮而进入我的血液之中。现在，我在这里又见到他，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里笼罩着哀伤的暗影。“我应该属于哪一方？”有一次他这样问我。“当我夜里从梦中醒来，我知道在梦里我说意大利语。我要写东西时，我在用德语词汇思考。”他的学生遍及各国——“也许一个正在对另外一个开枪”——他不敢去碰自己的真正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心思恍惚。他写了一个小型的轻音乐独幕剧，为的是让自己获得解放，但是在战争期间，乌云不会从他的头里散去。很少能听到他那明朗洪亮的悦耳笑声，他从前那种令我如此喜爱的笑声。有一次深夜我在火车站餐馆的大厅里碰到他，这时他已经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那里走过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他指着酒瓶说，“不是酗酒！但是，有时候必须麻醉一下，不然受不了。音乐也不总能有效，创作的灵感只能在好光景时才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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