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3)_茨威格

六三

　　我们梦想着能有人从飞机上将这些传单而不是炮弹投向城市和军队，让人们看到这些能让头脑最简单的人，无需有阅读语言能力的人也能理解的愤怒而悲惨的画面。我敢肯定，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更早地被扼杀。可惜，这些版画只能刊登在《叶报》这张小报上，所及范围几乎都不出日内瓦。我们所谈论的、所尝试的，都只局限于瑞士这个小圈子内，等到它们能有效应时，已经为时太晚。面对各国的总参谋部和政治机构这些庞大的机器，我们感到无能为力，对此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们之所以没有迫害我们，也许正因为我们不会变得危险，我们的言词被窒息，我们的影响无法得到发挥。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为数少，知道我们在孤军奋战，所以我们紧密相拥，肝胆相照。在成年以后，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像在日内瓦这个时候的热烈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都保持着这些关系。

　　从心理学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小组里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昂利·吉尔博，他比任何人都更能让人看到一条历史上颠扑不破的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时期，尤其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时期，短时间内勇气和胆量可能比内在意义更有效力，大无畏的公民勇气能比一个人的品格和坚贞更有决定性意义。当时代潮流奔涌而来时，总是那些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投入激流当中的人能先行一步。有多少被历史的潮流裹挟而来的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如贝拉·库恩（Bela Kun）、库特·艾斯纳（Kurt Eisner），直到他们的才智无法胜任！

　　吉尔博，一位瘦弱的、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个子男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充满不安，他能说会道，有说起话来活灵活现的口才，却并非天才人物。尽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将我的诗歌翻译成法语，但是我不得不诚实地说，他的文学才华真的无足轻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超出一般水平，他在各方面素养都不是特别深厚。他的性格当中有一种很不幸的禀性，那就是一定要提出反对意见，完全无所谓本来要反对什么。如果能真正像一个街头小混混那样到处寻衅，能碰上比他自己强的对手，那他就会觉得很舒坦。在巴黎，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不断地跟文学界的某个方向或者某个单个的人争来辩去，无论谁在他眼里都不够极端，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个心地不坏的小伙子。现在，在战争中，他这位原本的反军国主义者，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世界战争。

　　与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怯懦形成对比的，是他在战斗中带来的无畏和勇猛，这让他在关键时刻变得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可缺少。吸引他的东西，也正是其他人所惧怕的：危险。别人缩手缩脚不敢去做的事，他一个人却做了那么多，使得这位原本没有什么文学地位的人变成一位大人物，让他的创作能力与战斗能力都提升到超正常的水准：类似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省的小律师和小法律人^①身上也可以观察到。当他人在保持沉默时，当我们自己踌躇犹豫，在每个环节上都仔细去考虑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时，他却义无反顾地动起手来了。吉尔博留下的长久性的功绩是，他创办并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份在思想界举足轻重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任何想要真正了解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必须去读的文献。他办了一件我们正需要的事情：一个在战争期间超越民族的国际性讨论中心。

　　①在法国大革命中，三级会议中来自吉伦特省的代表最终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被称为“吉伦特派”。在其12名代表中，有5人是律师。

　　罗曼·罗兰对这份刊物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在道德上的威望以及人事关系，他为这份杂志争取到来自欧洲、美洲和印度最宝贵的作者；另外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如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博的激进立场有所信任，定期为《明日》撰稿。这样一来，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这世界上没有哪份刊物比它更有趣、更独立。如果它能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也许对公众舆论的形成还会产生影响呢。同时，吉尔博在瑞士还代表着法国的激进小组，因为在法国克里孟梭强行让他们噤声。在著名的昆塔尔会议和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①——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从那些变成爱国者的成员当中分离出来——他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

　　①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是位于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镇。瑞士社会民主党于1915年9月5—8日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有来自12个国家的37位代表参加，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会议形成了《齐美瓦尔德宣言》，以列宁为核心形成了反军国主义、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运动，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由此开始国际工人运动开始分化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和改革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这次会议上也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该组织1916年的会议在昆塔尔（Kienthal，也是伯尔尼附近的一个小镇）召开。

　　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没有哪个法国人比这位金黄色头发的小个子更让人害怕、遭人痛恨，甚至超过那位后来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Jacques Sadoul，1881—1956）上尉。法国情报局最后终于成功地给他下了一个绊子。在伯尔尼一个德国间谍的旅馆房间里搜出来的几份报纸，这些无非能够证明德国机构订阅了几份《明天》而已。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就德国人的一丝不苟而言，这几份《明日》似乎是不同图书馆和机构所要求的。对巴黎来说，有了这个借口就足够将吉尔博说成是受到德国人收买的煽动者，并对他进行了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是完全不公正的，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个判决在十年以后的复审中被撤销了。

　　此后不久，由于他的偏激和极端行为——这种行为也慢慢危及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与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被逮捕并监禁。列宁对他有好感，也出于对他在艰难时期所提供的帮助怀有感激之情，于是大笔一挥让他变成俄国公民，让他坐上第二个封闭列车来到莫斯科。到了那里，他的创造性活力才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他有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具有的一切条件：坐牢、被缺席判处死刑，他再次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正如在日内瓦是通过罗曼·罗兰的帮助一样，他在莫斯科由于列宁的信任在俄国的建设中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另外一方面，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由于战争时期的大胆立场而在战后的议会和公众中受到青睐，并担任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所有极端性质的群体都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有行动力、有勇气的真男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然而，事实证明，吉尔博根本不是一个具备领导者素质的人，他像许多战争诗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的产儿，在经历了与自己才能不相符的突然升迁之后，最终还是要塌垮下来。吉尔博这位无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像他从前在巴黎那样，将他的天才都花在吵架和惹是生非上，慢慢地与那些曾经敬重他的勇气的人闹翻，最先同列宁，之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和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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