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60)_茨威格

六〇

　　§十一　在欧洲的心脏

　　当我的悲剧作品《耶利米》在1917年复活节时以书的形式出版时，我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情形。我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深处有与这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抵制，因而也必须得期待着它会遭到严酷的抵制。但是，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两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对于剧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公开褒扬这个剧作的人，不光有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也有那些先前站在另外一面的人，如拉特瑙和戴默尔。剧院的院长们——我根本没有将书寄给他们，因为反正在战争期间不可能上演——主动给我写信，请求我给他们保留在和平时期首演此剧的权利。甚至那些主张战争的对立者，也显示出了礼貌和尊重。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非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带来了残忍的清醒。经过战场上可怕的喋血，对战争的狂热高烧开始降温。人们现在用更为冷静、更为坚硬的目光去直视战争的面孔，与充满兴奋之情的最初几个月完全不同。那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开始松动，因为人们看不到一丝一毫所谓的“道德精神上的净化”，这是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曾经大肆标榜的。一道深深的裂缝出现在这个民族当中，这个国家一下子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是士兵，他们在打仗，在经受着最为残忍的困苦；后方是留在家里的那些人，他们继续无忧无虑地生活，去剧院里看歌舞升平，甚至还乘人之难而敛财。前方和后方形成的反差越来越分明。

　　经由官厅的大门，在不同的面具之下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人们知道，有了金钱和得力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获利丰厚的物品；与此同时，那些已经濒于毙命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驱赶到战壕里去。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在无所顾忌地为自己谋利益。由于那些无耻的倒卖，生活必需品变得一天贵于一天，食品变得越来越少。在大众悲苦这惨雾萦绕的沼泽地之上，发战争财者那令人炫目的奢侈仿佛闪烁不定的“鬼火”一般。

　　在民众当中，开始出现深深的不满：不再相信货币，其贬值越来越厉害；不相信将军、军官和外交官；对政府和总参谋部发布的任何一项公告都不相信，不相信报纸和新闻，不相信战争本身及其必要性。并非我的那部剧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上的成就，让它获得了这意外的成功。我只是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痛恨，对胜利的不信任。

　　然而，在舞台上以活的语言将这种气氛表达出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演出肯定会遭到抗议的，于是我必须得放弃在战争期间看到反对战争的诗剧能够首演。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城市话剧院院长的一封信，他想马上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去参加首演。我竟然都忘记了，还有那么一小块无比珍贵的讲德语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如此——还得到了可以置身事外的上帝恩赐，一个民主国家，在那里言论仍然自由，思想还没有成为一潭浑水。我当然马上就同意了。

　　我的同意当然也只能是原则上的，因为前提是我能获得许可，被允许离开我的工作岗位和本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当时每个参战国都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处”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个部门。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的“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的国家是“文明国”。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

　　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得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

　　因此，以参加本人戏剧作品在瑞士首演为理由提出请假申请，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唯一可以设想的障碍便是，这是一出反对战争的戏剧。在这场戏里，一位奥地利人——哪怕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预期战争会失败。我去找了“文化宣传处”的负责人，向他陈述了我的愿望。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马上答应我的一切计划，以这个有点儿异乎寻常的理由：“谢天谢地，您从来也不属于那些愚蠢地叫嚣战争的人。好吧，您在外边做一切可能的事情，让这个事早晚有个尽头。”四天以后，我获得了休假批准，还有一份可以去外国的护照。

　　在战争期间听到奥地利政府一个部里的最高级别官员这么自由地谈话，这还是让我吃惊不小。不过，我不熟悉政治的秘密进程，没有预感到，在1917年新皇帝卡尔即位以后，政府的最高层已经有了些轻微动作，要摆脱德国军队的专制：它根本不顾及奥地利人的内心意愿，继续拖着奥地利加入它野蛮的兼并主义拔河赛。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人们痛恨鲁登道夫那种残忍的控制；在外交部里，他们绝望而徒然地反对无限制潜艇战，那肯定会把美国变成我们的敌人；甚至在普通人那里，他们也在小声地抱怨“普鲁士人的飞扬跋扈”。所有这些表达，首先都只是以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以及似乎是无意之间的评论来流露出来的。在接下来的几天，我还能了解得更多，意想不到地比其他人更近地接触到那时的一个大政治秘密。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赴瑞士途中，在萨尔斯堡停留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座房子，打算战争之后在那里安居下来。在这座城市，有一小群严格笃信天主教的人，其中两位曾经在战争之后担任了总理，在奥地利历史上担任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角色：他们是海因里希·拉马施（Heinrich Lammasch）和伊格纳茨·赛佩尔（Ignaz Seipel）。前者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曾经担任海牙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后者，伊格纳茨·赛佩尔，是一位几乎可以说具有不可思议才智的天主教神父。在奥地利王朝瓦解之后，他被任命领导小小的奥地利，他在这一任职上展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他们二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充满激情的老派奥地利人。

　　作为这样的人，他们发自内心最深处反对德意志的、普鲁士的、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它与奥地利的传统理念以及天主教的使命无法相容。我的诗剧《耶利米》在这个宗教信奉者——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得到了最强烈的爱戴，宫廷顾问拉马施——赛佩尔当时正旅行在外——邀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访问他。这位举足轻重的老学者非常诚挚地谈到我的书：它体现了我们奥地利人那种友善相处的理念，他热切地希望，这本书会在文学以外的范围内发挥影响。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如此信任我这位此前未曾谋面的人，带着一种能见证其内心勇敢的坦诚来说出一个秘密：我们奥地利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

　　自从俄国实行军事停火以后，无论对德国——只要它不再释放其侵略性的意图——还是对奥地利，都没有妨碍缔结和平的真正障碍了，这个时刻我们绝不应该错过。如果那些德国佬不愿意进行谈判，那么奥地利就必须接手战争指挥并独立行事。他向我表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实现这一意图。也许下一步，就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政治决策所带来的效果。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有足够的能量达成一种互谅性的和平，而不是德国军方根本不顾继续牺牲而要求的“胜利者和平”。在紧急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拽进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他坚定而决绝地说：“我们已经死去一百万人。我们已经牺牲得够多，我们做得够多了！现在不要再牺牲生命，一个生命也不要再为德国的世界霸权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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