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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同样的愚蠢总是再度出现,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对与他们处境相似的目前时刻,我对于这两个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和伟大之处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所谓的“胜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纵使能够在付出无尽的牺牲之后得到胜利,那也不足以成为牺牲的借口。我发出这样的提醒,在朋友当中总是处于孤立状态。人们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发出了乱糟糟的庆祝胜利的喊叫,在第一场战役之前已经开始分赃,这让我感到怀疑,到底是众人睿智我独痴,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将自身的、一个“无望主义者”——这个词是人们新发明出来,用来将“通向失败的意志”归咎在致力于谅解的人身上——的悲剧性处境以戏剧的形式描述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选择了一位徒然的警告者耶米利这一形象作为象征。但是,我根本不要写成一个“和平主义”的剧本,用词语和韵文来说出人所共知的真话:和平好于战争。相反,我要表现出来的是,那位在群情激昂时遭到蔑视的软弱者、畏惧者,是唯一一位能忍受失败并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我一直都在重新思考“战败者灵魂上的优势”这一问题。总能促使我去写作的因素是,我要让人看到:有一种权力形式会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内心坚硬和灵魂麻木,全体民众都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决定了每一个胜利;与之构成对立的,是那种失败所带来的翻搅性的,让灵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躏的权力。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当别人都还在过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实胜券在握之时,我已经将自己扔到灾难的最深渊,寻找走出来的途径。

  我选择了《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在无意识当中碰触到血统或者在传统上悄悄地形成的犹太人命运共同体,迄今为止在我这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个民族,我的民族,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所有民族所战胜,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那种通过意志来转化失败的力量,才使他们一直存留下来,超出那些曾经战胜过他们的民族吗?我们的先知,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人,他们不是已经预先知道,今天我们又像秕糠一样被撒在大街上,不正是他们没有认可对暴力的屈服,甚至将遭受暴力的命运赞美为通向上帝之路吗?磨难并非总能让所有人或者单个人从中获益,但是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

  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伊拉斯谟》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

  我丝毫没有想到这部作品能带来引人注目的成功。由于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由于结束场景采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为被战胜者献给命运的赞歌,这部作品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一般剧本的篇幅,要想真正上演,需要连续两场或者三场的时间。况且,当报纸每天都在叫嚣“胜利,或者沉沦!”之时,一出宣告失败,甚至颂扬失败的戏剧怎么能出现在德国的舞台上呢。要是这本书被允许出版,我就只得称之为奇迹了;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连这也做不到,它也至少帮助我自己度过最困难的日子。我把那些在与人们谈话中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内容,全部写入诗的对话当中。我把压在自己灵魂上的重负甩了出去,又找回了自己;在我对这个时代无法认可之时,我找到了对自己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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