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8)_茨威格

五八

　　收集宣传海报这一本职任务对我来说不是太难。每到一座加利西亚的城市——塔尔努夫、德罗戈贝奇、伦贝格——火车站总有那么几个被称为“掮客”的犹太人，这个职业就是帮人们弄到想要的东西。我只需跟一个这样的万能人物说，我想要俄国占领军的宣传告示。这位掮客便像鼬鼠一样敏捷行动，以神秘的方式将这一任务分派给不同的“下线”。三个小时以后，我自己一步未出，已经把材料搜集齐备。正因为有这种出色的搜集渠道，我有很多时间去多走多看，我也的确看到了很多。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平民可怕的悲惨处境，在他们的眼睛上还能看到他们遭遇的残忍，如同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犹太人聚居区人们的悲惨生活，这是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他们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平房或者地下室里。我第一次看到“敌人”。

　　在塔尔努夫，我遇到了押解首批俄国战俘的情形。他们坐在一块围起来的四方形空地上，抽着烟，说着话，被二三十位年纪较大，大多数胡子拉碴的蒂罗尔省（奥地利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一个省份）的“护卫军”（Landsturm）^①看守着，这些人也和战俘差不多一样破衣烂衫、不修边幅，跟我们在家里画报上所见的那些体面讲究、头光脸净、身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种看守战俘一点儿也没有那些你死我活式的、苛酷的特征。战俘们根本没有人们平常所设想的那种逃跑企图，而奥地利的护卫军士兵也没有要严格看管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战友一样坐在一起，恰好是语言的不通，让双方觉得特别好玩儿。他们互相递烟，向对方微笑。一位蒂罗尔的士兵正从又旧又脏的皮夹子中拿出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们”看，“敌人们”一个一个地欣赏照片，用手指打着手势来问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

　　①在奥地利军事组织中，各省的“护卫军”行使保卫职责，成员包括所有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人。在1915年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之后，包括蒂罗尔等一些省份的“护卫军”也被调往前线。

　　我不由自主地有这样的感觉：这些底层的、简单的人对于战争的感觉比我们那些大学教授和作家要正确得多：那是一种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不幸，他们对此束手无策；那些也被卷入这一厄运当中的人，都像是同病相怜的兄弟一样。这一认识给我以安慰，伴随着我的整个行程，穿过那些遭受过炮击的城市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家具像残碎的肢体和被掏出来的内脏一样躺在街道的中央。那些位于战场之间、庄稼长势良好的田野又让我希望，在几年以内这些破坏都将会消失。我自然也没有估算到，正如战争的痕迹在地球上快速消失一样，对战争之残酷的回忆也同样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

　　战争的真正残忍我在最初的几天还没有遇到：它的面目超出了我做出的最坏的设想。由于常规的客车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有一次我乘坐了敞篷炮车，另外一次则乘坐了平时运送动物的列车。在这样的车厢里，极度疲乏的人横七竖八地睡在浓烈的恶臭中，正在被送往屠场，哪怕他们跟已经被宰杀的动物非常相似。但是，最可怕的还是运送伤兵的列车，我曾经不得不乘坐过两三次。这与我们在战争之初在画报上看到的那些公爵夫人和维也纳社交界名媛淑女当护士的军医救护车有多么不同！

　　那些是明亮雪白、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车厢，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普通的货车车厢，没有真正的窗户，只有一个窄窄的通风口，里面是靠满是烟垢的油灯来照明的。最为简陋的担架一个挨一个并排立着，每个上面都躺着呻吟着，汗水淋淋，像死人一样惨白的人，他们在充满排泄物和碘酒的污浊气味中，拼命地吸着气。卫生员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在摇晃，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在哪里都见不到照片上那些雪白耀眼的床上用品。伤员们盖着已经浸透了血的毯子，躺在麦草上或者硬硬的担架上；在这样的车厢里，两三个死者躺在这群正在死去或者正在呻吟的人当中。

　　我跟一位医生谈话，他坦承自己不过是匈牙利一个小村子里的牙科医生，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手术了。他感到绝望。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提前给七个车站拍了电报，要吗啡。但是，全都用光了，他没有药棉，也没有干净的绷带，而离到达布达佩斯的医院还有二十个小时的车程。他请求我帮助他，因为他手下的人已经疲倦得支撑不下去。我尽力去做，笨手笨脚的我至少可以让自己派上用场，在每个车站下车去拎上来几桶水。水质非常糟糕，而且很脏，那原本只是给机车加水用的，现在却成了甘泉：至少可以让人稍微擦洗一下，将滴在地上的血迹抹掉。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困难：不同民族的士兵都被扔进这个向前滚动的棺材当中，语言不通又给这些士兵带来人际沟通上的困难。医生和护理员都不懂罗塞尼亚语^①和克罗地亚语。唯一一位能帮上点儿忙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神父。他也倒出来自己的抱怨，说他没法行使自己的神圣职责，因为他没有油来做临终涂油仪式，正如医生没有吗啡来给伤员止痛一样。他一辈子经手“送走”的人都不如最近这一个月里那么多。我在他那里听到的一句话，是我再也不能忘记的，那是用坚硬的、愤怒的声音说出来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看到过很多东西。可是，我还一直以为这种人类罪行是无法想象的。”

　　①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罗塞尼亚语属于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下面的一种语言。奥匈帝国里通行的做法是，将皇室在东斯拉夫地区的臣民，尤其是乌克兰人，称为“罗塞尼亚人”，他们的语言称为“罗塞尼亚语”。

　　我返程时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于清晨到达布达佩斯。我马上去了宾馆，为的是好好睡上一觉。在那趟车上，唯一的座位是我的箱子。我累坏了，一直睡到十一点，然后赶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刚走出几步，我就一直有必须揉眼睛的感觉，证实一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早上还是春天，到正午时已经如夏天一般，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过那么美丽、那么无忧无虑。女人身着白色的连衣裙与军官挽臂而行，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与我昨天、前天刚刚见到的军官肯定不属于同一个军队。我的衣服上、口中、鼻子里还带着伤员运输车上的碘酒味，看着军官们去买紫罗兰，在女士前殷勤奉上；看着无可挑剔的汽车载着修饰和穿着无可挑剔的先生们在大街上驶过。所有这些，离前线只有八九个小时火车快车的路程！但是，谁有权利去指责他们？他们在生活，在努力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这难道不是最理所当然的吗？也许正是出于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他们才享受一切尚且能够享受的东西：几件好衣服，最后的几个美好时刻！

　　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人是一种多么脆弱、多么易于遭到毁灭的生物，一枚小小的铅丸便能在千分之一秒以内夺走一个生命，带走这生命的全部回忆、认知和狂喜，人们才能理解，在这样明媚的上午会有几千人来到这波光粼粼的河畔，享受阳光，让自己以更强的力量感觉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对于那一开始让我感到震撼不适的景象，我几乎要感到释然了。不巧的是，那位殷勤的餐厅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

　　我翻开报纸读起来，这才让我感到真正的愤怒，让我感到恶心。上面全是一些关于“不屈的胜利意志”这种说法，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很少，敌军损失很大。这战争的谎言，赤裸裸地、声势浩大地、恬不知耻地在我的面前跳来跳去！不，那些散步者、休闲者、无忧者没有过错，唯独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才有罪。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反击的话，我们也一样有罪。

　　这才给了我真正的推动力：必须反抗战争！我已经有了素材，只是还缺少最后这一能让我的直觉得到确认的形象性画面，就可以开始了。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入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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