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7)_茨威格

五七

　　在回忆这些事情时，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现在无法看到罗曼·罗兰在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件。一想到它们可能在这场新的浩劫当中被毁掉或者丢失，我就感觉到一种责任的重负。我那么热爱他的作品，也认为以后这些信件有可能成为从他那伟大的心灵和充满激情的理性中表达出来的最优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这些信件是他写给国境线对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义上的“敌人”的，出自灵魂遭受同样痛苦所带来的无比震撼，出自无能为力的悲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在那个保持理性已经需要巨大的力量，仅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经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的时代，也许它们是最能打动肺腑的道德文献。

　　过了不久，从我们的友谊书信往来中就产生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曼·罗兰建议，应该邀请各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来瑞士召开一个共同的会议，以便他们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更为得体的态度，甚至也许能在达成相互理解的意义上向全世界发出一份团结合作的呼吁。他从瑞士对法国和其他外国思想界人物发出邀请，而我则从奥地利与德语界那些本人没有公开参与仇恨宣传的诗人、作家和学者取得联系。我马上就着手去做。当时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便是盖尔哈特·豪普特曼。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去问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绝的决定时为难。我给我们的共同朋友瓦尔特·拉特瑙写信，请他私下询问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见。拉特瑙拒绝说，现在还没有到让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时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无从得知。

　　这样一来，我的尝试就算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站在另外一个阵营里，并且不久前在一篇关于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国权益的立场；里尔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但是他原则上不参与任何公开的和联合性质的活动；戴默尔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在信件落款上带着幼稚的爱国主义自豪签名为“戴默尔少尉”；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各布·瓦塞尔曼的私下交谈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会加入其中。在德语作家这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而罗曼·罗兰在法国遇到的情况也比我这里好不了多少。1914年、1915年，当时还为时太早，对于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是太遥远的事情。我们孤立无援。

　　孤立，但也并非完全孤立。通过信件往来我们已经有所收获：无论在中立国还是在参战国，已经有那么十几个人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互相关注到对方的著作、文章、小册子，可以从中看到某一结晶点。新的因素在这结晶点上聚集，刚开始带着犹豫，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的压力让这种趋势增强。这种并非完全站在荒无人烟之地的感觉给我以勇气，促使我更经常写些文章，通过回应和反响找到那些与我们有同样感觉的单枪匹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隐而未露之人。不管怎么说，我还可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从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圈，也不用害怕当局部门常规性的阻挠，因为我从来不去涉及当下的政治问题。

　　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余韵之下，当时人们对文学人士还敬重有加。当我再读当时我悄悄地在广大读者当中传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官员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在世界大战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我居然还能热烈地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这位将战争指责为罪中之罪的人，还可以在一家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介绍巴比塞的小说《火线下》。我们想在战争期间将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内，当然我们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要想在奥地利展现战争的残酷、后方的冷漠，在介绍小说《火线下》的文章里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国”步兵所遭受的痛苦。但是，上百封来自奥地利前线的来信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些士兵也从中看到了自身的命运；或者，为了表达出我们的信念，我们就采取了互相攻击的手段，比如，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批驳我的那篇《致外国的朋友们》，在装模作样的论辩中，他将我的全文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发表出来，成功地把它在法国散布开来，让那里的每个人都能读到（这也是本来的目的）。

　　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着信号灯，这些无非是一些回忆的标记。我们的目标读者那么默契地领会了我们的意图，从后来的一桩逸事中我看到了这一点。当意大利于1915年5月对它从前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这里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一切跟意大利有关的事物都遭到咒骂。碰巧，一位“复兴时代”的年轻意大利人卡尔·波埃里奥（Carl Poerio）描写他与歌德见面的回忆录出版了，我就在这仇恨的嘶喊声中写了一篇题为《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来表示，意大利原本和我们的文化是有着密切关联的。由于这本书的前言是出自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之手，我便趁机用几句话表达了对他的最高崇敬。

　　在一个不许承认敌国的作家或者学者的时代，在奥地利发表对一位意大利人的钦敬之词，自然是在表达一种明确的抗议，国境线对面的那些人也领会了这一内涵。当时担任部长的克罗齐^①后来给我讲述说，当时部里一位不懂德语的职员惊惶失措地告诉他说，在战争敌对国的一份大报上有针对他的内容（因为他无法想象有指名道姓却不是当作敌人这种可能）。克罗齐让人给他拿来了《新自由报》，他先是吃惊，然后就感到非常愉快，他没有从中看出有任何敌意。

　　①贝内德托·克罗齐在1920/1921年才担任（教育部）部长。——德文版注释。

　　我现在根本无意于去高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尝试。它们当然对事件的发生没有产生哪怕最微小的影响。但是，这些努力对我们自身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读者有所帮助。它们缓解了可怕的孤立和灵魂上的绝望：这便是20世纪真正有人之感觉的人在当时的处境。今天，在二十五年之后，同样的情形再度出现：面对超强势力，真正带着人之感觉的人如此无力，恐怕现在比以前更为糟糕。我当时已经完全知道，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小把戏无法将我内心真正的负担碾碎。慢慢地我有了要完成一部作品的计划：我不光要对个别情形发声，还要表达出我对时代和民族，对灾难和战争的全部看法。

　　为了能够以文学的手段全面地描写战争，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亲见过战争。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快一年了。在看不见的远方，“本质性的东西”即战争的现实和残酷，正在时刻发生。我曾经有过若干机会去前线，几家大型报纸曾经三次找我为他们做随军报道。但是，每一种描写都会带着一种义务，要从正面的、爱国主义意义上来入手。我曾经对自己发誓，绝不写任何一个字来认可战争或者贬低其他民族。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坚守不渝。现在有了一个机会。

　　1915年的春天，奥地利——德国的强大攻势在塔尔努夫（Tarnow）突破了俄国的防线，一举夺下加利西亚和波兰。战争档案馆要将俄国人在奥地利占领区发布的各种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搜集到自己的图书馆当中，要赶在这些材料被撕下或者被销毁之前。馆长碰巧知道我有收藏方面的技能，就问我是否愿意去做这件事。我当然马上就同意了。于是，我有了一张通行证，可以乘坐任何一辆军车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不隶属于任何特定部门，不直接听命于某个机构或者某个上司。

　　于是，出现了一个最为特别的情况：我并非军官，只是一位名义上的上士，穿没有特殊标记的军队制服。每次我出示机密证件时，都会引起人们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人和文职官员以为我肯定是微服私访的参谋部军官或者有其他秘密使命在身。我也不住军官室，只在旅馆下榻，所以我还能得到一种便利，那便是可以置身于庞大的战争机器之外，可以在没有“向导”的指点下看到我想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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