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6)_茨威格

五六

　　§十　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退居乡下也于事无补，整个氛围让人感到压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意识到，在对方进行粗野的咒骂之时，仅有消极的做法，不去参与其事，这还不够。毕竟，一位作家拥有了词语，他同时也就有了在这个言论审查时代于许可的范围之内运用词语来表达自身信念的责任。我尝试着去做这些。我写了一篇标题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直言不讳地说出与那些鼓吹仇恨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对那些国外朋友发出呼吁：尽管我们目前没有可能保持联系，但是要彼此保持忠诚，以便日后能够在第一时间开始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共同工作。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一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

　　出乎意外的是，《柏林日报》不加删改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一个句子“管它谁会获胜”成了报刊审查的牺牲品，因为当时不允许对德国将在世界大战中胜出这一点有哪怕再小的怀疑。不过，即便没有这个句子，这篇文章也给我招来若干来自超级爱国者们出离愤怒的信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还是要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不会让我受到什么伤害。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试图说服别人接受我的信念。对我来说，把我的信念表达出来，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将我的信念公之于众，这就足够了。

　　十四天以后，在我几乎都已经将这篇文章完全忘记时，我发现一份贴着瑞士邮票、盖着检查章的信件，我从那熟悉的字迹上已经认出来这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肯定是读到我的那篇文章了，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斩断和朋友的关系。”我立刻明白了，他这短短的几行字只是为了试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在战争期间与一位奥地利朋友保持通信联系。我马上给他回信。从那时开始，我们定期给对方写信，这种通信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血腥——将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斩断。

　　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这封信就如一只雪白的鸽子，它来自那装满吼叫着、踢踏着、愤怒发作的动物的诺亚方舟。我不再感到孤独，终于又可以和有同样思想的人连在一起。罗曼·罗兰那超强的灵魂力量，让我感到自己变得更有力量，因为现在我知道，在国境线的那边，这位了不起的罗兰在守护着人性。他找到了一位诗人在如此情形下个人可以践行的唯一正确之路：不去参与摧毁和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参加人道救援工作——惠特曼曾经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伤员护理的工作。

　　罗曼·罗兰生活在瑞士，由于健康状况时好时坏，他被豁免了一切战地服务的义务，但是他马上去了日内瓦红十字会报到——在战争爆发之时，他住在日内瓦。他每天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后来在一篇题为《欧洲之心》的文章中对这一工作公开致谢。在谋杀性质的战役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各国之间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在所有国家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兄弟、父亲到底是阵亡了、失踪了，还是被俘了，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因为不能指望“敌人”会给出任何消息。

　　在如此恐怖和残忍之时，红十字会承担起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至少让人们免于最痛苦的折磨：对自己心爱之人所遭受的命运没有确切的消息，那是如刑讯一般的折磨。红十字会将敌国战俘的信件带到他们的家乡。当然，这个组织才筹建了几十年，还不足以应对这么大规模的邮件转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信件量。每天、每个小时都得增加前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于那些在煎熬中等待消息的亲属来说，每一小时都长于百年。到1914年12月底时，每天到达那里的信件超过三万封，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内瓦的“拉特美术馆”里来处理和答复每天汹涌而来的信件。在这群人当中，也有一位最具人道精神的诗人，他和志愿者们一起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位诗人便是罗曼·罗兰。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外一种责任，那种应该大声说出自身信念的艺术家责任，哪怕这得面对来自自己国家的抵抗，甚至遇到来自整个战争地区的抵制。早在1914年的秋天，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嚣仇恨、互相攻击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的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他要消除不同国家在精神上的憎恨，要求艺术家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也要主持正义和人道。在当时，没有哪篇文章像这篇一样引发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让整个文学界分成两个部分：要么赞同，要么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有所区别：词语在当时还有力量。当时，舆论还没有被组织化的谎言，即所谓的“宣传”送往死亡之地，人们还听信那些写出来的词语，也在期待着这些词语的出现。在1939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的集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产生出哪怕最小的效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哪怕一本书、一个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歌能够触动大众的内心，甚至能对他们的思想有所影响；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的诗，如利骚的《憎恨英国之歌》或者那份愚蠢的《九十三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宣言》，以及与之站在对立面上的如罗曼·罗兰八页长的文章或者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长篇小说《火线下》都能成为大事件。

　　当时道义上的世界良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枯干，对于任何公然的谎言，任何对国际法和人道的践踏，它都以几百年来聚集的信念力量竭尽全力做出反应。自从希特勒视谎言为理所当然、将反人道提升为法律以后，破坏法律的行为如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几乎不会受到严肃的谴责，而这在当时却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Edith Cavell）护士，使用鱼雷击沉“卢西塔尼亚”号客船等行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谴责，让德国遭到的重创要甚于一次失败的战役。那位诗人、法国作家在那个时代发声，并非完全于事无补，因为当时人们的耳朵和灵魂还没有被收音机里不间断的胡说八道的浪潮所淹没。

　　正好相反：一位大诗人发表的即兴宣言要比政客们的正式讲话影响大上一千倍。人们知道，后者的讲话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审时度势的结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实内容。那一代人还有着对诗人的无限信任，把他们看作是有着纯洁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后来如此失望。正因为军队和官方机构知道诗人有这样的威望，他们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声望的人都网罗在自己的动员机构下面：他们应该去声明、去见证、去证实、去发誓，一切非正义、一切邪恶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国家的一方。但是，在罗曼·罗兰这里，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强化这种充满愤怒的、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过激氛围，而是要去净化它。

　　如果今天来读这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也许人们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一个人如果还有着冷静而清醒的头脑就会发现，罗曼·罗兰所倡导的无非是最理所当然的简单道理。然而，他发出这些言辞的时代，正是一个大众精神疯狂的时代，这在今天几乎难以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文章一发表出来，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就好像无意中抓到一块烧红的铁块。

　　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老朋友们的抵制，书店里不再敢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出来，正好需要以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已经在考虑采取某些措施来针对他。鼓吹这样观点的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地出来：“在战争期间，爱国高于一切人道主义的价值。”像以往一样，这种叫喊只能证明，罗曼·罗兰的这一记重拳完全击中了要害。思想界人士在战争中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无法阻挡，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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