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5)_茨威格

五五

　　战争刚一结束，商人又开始打算做生意，政治家开始真诚地希望达成理解。人们尽一切努力，否认这首诗，人们不要与英国形成永久性的敌对关系。为了推卸自身的责任，人们将那位可怜的“憎恨者利骚”指斥为唯一的罪人，要他一个人对这疯狂的歇斯底里憎恨大发作负责，而1914年的真实情况是，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参与了。那些在1914年对他欢呼的人，1919年都有意不再理睬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在伙伴们当中他一露面，就会出现难堪的沉默。这位被遗弃的人，后来被希特勒从他全心牵挂的国家德国赶出，在被人遗忘中死去。^①他是那首诗悲剧性的牺牲者：那首诗将他高高捧起，以便将他更重地摔下。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利骚作为抒情诗人已经无法得到文学界的认可。他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尤其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戏剧，但是其成就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出于失望，他于1924年离开德国，移居维也纳。1936年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诗歌集《时代的转折》。1937年12月利骚去世，尚在维也纳于1938年落入希特勒之手之前。茨威格所谓的利骚“被希特勒从德国赶出”的这一说法，有些牵强。

　　他们当时都和利骚一样。我并不否认，这些当时突然变成了爱国者的作家们、教授们当时的感觉是真诚的，他们也在真诚地做事。但是，过了非常短的时间，人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战争的赞美之词和散播的仇恨带来了何等可怕的恶果。在1914年，所有参战国的民众反正都已经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传闻立刻被信以为真，最荒谬的无稽之谈也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好几十人向人们发誓说，就在战争爆发前几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装满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向俄国。

　　在每次战争开始三天之后就会出现的那些关于挖眼、剁手的童话，现在也登在报纸上。唉，这些毫不知情的、传播这些谎言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些将一切想得出来的暴行都加在敌对国士兵身上这种加罪于人的手段，同样也是战争消耗材料，正如子弹和飞机一样，在每场战争里，这些材料也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从仓库里取出来的。战争无法与理性和公正的感觉协作。战争需要提升过的感觉，为达到目的它需要过度的兴奋，为针对敌对者它需要仇恨。

　　不过，出于人的本性，强烈的感觉不能无限延长，无论是在个人身上还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军事组织对此也了如指掌。它需要人为的煽风点火，需要不断地给群情激奋以“兴奋剂”，这种快马加鞭的刺激工作应该由诗人、作家、记者这些知识分子来做，或者心安理得，或者良心不安，或者满腔真诚，或者出于专业的例行公事。他们已经敲响了仇恨之鼓，如此卖力，直到每一个尚未被说服的人耳朵轰鸣，心脏打战。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听话地为“战争宣传”效力，从而去助长而不是去消灭大众狂热和大众仇恨。

　　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由于宣传在和平时期还没有被利用得声名狼藉，人们对印刷出来的内容还是信以为真，尽管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次的失望。于是，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的、美好的、带有牺牲勇气的兴奋演变成最恶劣、最愚蠢感觉的扩散。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灭法国和英国，要比在战场上方便多了。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甚至有一个修道院“天使贞女”（Zu den Englischen Fräulein）的名字也必须改，因为那些愤怒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这里的englisch的含义是“天使”（die Engle），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

　　那些装腔作势的商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口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写信给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会讲一句法语。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每天在前线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残杀，但是这好像还不够似的。

　　在战场的后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和中伤敌国中已经故去的、一言不发地躺在墓地里几百年的伟人们。这种精神错乱变得越来越荒唐。灶边的厨娘，哪怕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哪怕自从学校毕业后再没打开过地图，现在都相信，如果没有“桑沙可”（波斯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小边境区），奥地利就无法生存下去；街头的马车夫们在争论，应该向法国要多少战争赔款，是500亿还是1000亿，而他们根本不知道10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没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歇斯底里当中。牧师从祭坛上布道这样的内容，社会民主党在一个月前还谴责军国主义为最大的犯罪，现在却比谁都鼓噪得响亮，为的是不要成为那种用威廉皇帝的话说“没有祖国的家伙”。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在1914年战争之初的几个星期里，想与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气最好的人也变得杀气腾腾，好像醉酒了一般。那些我一直以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在精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了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以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如“不会去恨的人，也就不会真正地去爱”或者某些无端怀疑而结束。多年来我都未同他们有过争吵的同伴们，很粗鲁地指责我说，我已经不再是一位奥地利人，我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那边去。对，他们还审慎地暗示我，按说类似“战争是罪行”这样的观点是应该向当局报告的，因为“无望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汇是刚刚在法国发明出来的——是针对祖国的最严重的罪行。

　　于是，我只剩下一条出路：在别人发烧、狂躁之时，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这并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当中——我对此已经有足够的了解——的生活，也不如孤单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那么糟糕。在维也纳，我的老朋友们都和我疏远了，那也不是找新朋友的时候。只有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候还有内心沟通的谈话。将他调到这个偏僻的战争档案馆的尝试办成了：由于他那过分敏感的神经，肮脏、气味、噪音都会引起他在身体上的恶心感觉，他肯定是一个最不适合当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着军服的样子，就不由自主地发笑。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名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

　　再看一眼，我吓坏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穿着军服！他看起来笨拙的样子令人心动，衣领紧紧的，因为一个念头被搅扰得心神不宁：对每个军官他都得将靴子的后跟并拢表示致敬。他有一种着魔般的强迫症，对规定中任何毫无意义的程式都要模范地执行，所以始终处于一种张皇失措的状态。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从上军校时就开始憎恨军服。我还以为自己永远逃脱了它。现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时候！”幸运的是，有愿意帮忙的人伸手来保护他，不久以后因为一项医学检查的结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来我这里一次，是来告别的，这次已经是平民的打扮。他走进我的房间，我甚至想说是如风一样飘进来的（他走路时动作之轻，总是难以形容的）。他说，他还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经通过罗曼·罗兰设法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给救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经显得不再年轻，好像想到那些残忍场景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去国外，”他说，“要是能去国外就好了！战争总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现在，我又完全孤独了。

　　几个星期以后，我决定移居到郊区乡下的一个地方，避开这种危险的大规模群体心理变态，为的是在战争期间开始我个人的战争：与现时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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