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4)_茨威格

五四

　　在内心里，我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不容易。尽管我才三十二岁，不过暂时还没有服兵役的责任，因为我在所有的服役检查中都被认为不合格，当时我已经为此感到真心高兴。首先，这种被拒绝让我节省了一年愚蠢的服兵役时间；再说，在20世纪还去学如何使用杀人武器，我认为那是与时代相背离的事情。带着我这般信念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

　　这在奥地利（与在英国不同）会面临着最严重的惩罚，这的确要求一个人在灵魂上有受难者的坚定。可是，在我的天性中缺少这种英雄因素，我一点儿也不羞于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的本性态度总是去回避一切危险情境，而且我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受到责备也不光是在这次——这次我受到指责也许是对的。在另外一个世纪里，当时的人们对一位我高度敬仰的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也经常做这样的指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作为一个还相对年轻的人一直等下去，等到自己被人从昏暗角落中挖出来扔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那也是无法忍受的。于是，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具有煽动性的事去做。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任职的高级军官，能让我受雇于那个机构。我的工作跟图书馆有关系，我的外语能力对工作有用，或者给某些要向公众发布的消息做些语言上的修改。当然，我也愿意承认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这似乎是很适合我个人特点的工作，远胜于去拿刺刀扎进俄国农民的肚肠。不过，对我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在这个不很紧张的工作之后，还有时间从事另外一个工作。对我来说那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致力于未来的相互理解。

　　比对官方保持一种合适态度更难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我们作家大多没怎么受过欧洲的教育，完全在德意志视野中生活，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举，便是去加强民众的兴奋，用诗歌形式的呼吁或者学术性理念去给所谓的战争之美奠定基础。几乎所有的德国作家，尤其是豪普特曼和戴默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如同古代日耳曼的说唱诗人一样，用诗歌和鲁内文符号来激发那些冲锋陷阵的斗士对死亡的兴奋之情。令人震惊的是，在铺天盖地的诗歌中到处用“战争”（Krieg）与“胜利”（Sieg）、“困境”（Not）与“死亡”（Tod）来构成韵脚。

　　作家们隆重地发誓，再也不愿意跟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有同一个文化共同体。更糟糕的是，他们竟然在一夜之内就否认英国文化或者法国文化曾经存在过。面对德意志的本质，德意志的艺术和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英法都变得微不足道或者毫无价值。学者们的鼓动更为登峰造极。突然之间，好像哲学家们除了将战争解释为一场“百炼成钢”，能有效地让民众的力量免于变得僵硬以外，就没有其他智慧可谈了。和学者站在一起的还有医生，他们把假肢吹嘘得天花乱坠，让人恨不得都有兴趣把自己的一条腿截下来，以便用这种人造的支架来代替自己健康的腿。各教派的牧师也不甘落后，一起加入这场大合唱当中。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是在听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乱舞。同样是这伙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以前，还让你敬仰他们身上的理性、建设性的力量、人性的态度。

　　但是，这种疯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大多数人，由于岁数太大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加军队的活动，诚恳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一些辅助性“工作”。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东西，让他们愧对这一语言，因而也愧对“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人民”效力，让他们能听到想听到的内容：在这场战斗中，正义只在他们这边，非正义完全在敌人那一边；德国会取得胜利，敌人会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在背叛诗人的真正使命：诗人是人类普遍人性的守护者、保卫者。当最初的兴奋烟消火灭之后，他们有些人肯定能在舌尖上感觉到自己言辞里那恶心的苦味。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评价哪个人鼓噪得最狂野，他们就这样在疯狂大合唱中唱着、喊着。

　　在这种真诚而荒唐的狂热中，我觉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撼的事例，无过于恩斯特·利骚（Ernst Lissauer，1882—1937）。我跟他很熟悉。他创作一些短小精练、有棱有角的诗歌，是我能想起来的性情最愉快的人。我今天还能回忆起来，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时，我不得不紧闭双唇，才能藏住笑。在读了他那些洗练的德语诗歌，那些特别追求简洁的诗歌以后，我不由得将这位年轻的抒情诗人想象成一个身材细长、瘦骨嶙峋的形象。可是，走进我房间的是一个摇摇晃晃、身材像桶一样粗的人，双下颌上是一张愉快的脸，一位胖乎乎的矮个子，因为兴奋和自我感觉良好而滔滔不绝，说话磕磕绊绊，完全沉湎在诗歌当中，没有什么力量能让他停住，他总是一次一次地重复引用自己的诗歌。尽管有这一切的可笑之处，人们还是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热心，对同伴讲义气、诚实，对艺术有一种几乎魔鬼般的献身热情。

　　他出身德国一个殷实的家庭，在柏林著名的腓特烈——威廉人文中学受过教育，他也许是我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式的犹太人，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程度最强的犹太人。除了德语以外，他不会讲任何一种活语言，也从来没有去过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德国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对他来说，什么东西越是德国的，便越能让他兴奋。约克^①、马丁·路德、施泰因^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意志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的题目，巴赫是他的音乐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短又粗，像海绵一样，却能将巴赫的曲子弹得出神入化。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国的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更迷恋德语。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的，但是，他比任何一个最虔诚的德国人更相信德国。

　　①约克（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普鲁士陆军大元帅。在1813年抵抗拿破仑的自由战争中，他指挥的部队在易北河畔的瓦腾堡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1814年，普鲁士国王给他颁发了大十字勋章，并授予冯·瓦腾堡伯爵的贵族称号。

　　①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普鲁士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战争一爆发，他是第一个急急赶往兵营，报名去当志愿兵的。我能想到，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列兵会发笑的。他们立刻把他打发走了。利骚感到沮丧。正如许多其他人一样，他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力。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陆军报告中的一切都是最可靠的真实。他相信自己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最坏的罪犯就是那个狡诈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Lord Grey），就如同柏林的“威廉大街”^①刻意展示的那样。他在诗歌《憎恨英国之歌》中找到了表达“英国是反对德国、引发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种感觉的方式，这首诗——我手头没有它的文本——以坚硬、简洁，令人印象深刻的诗句把对英国的仇恨挑拨成永久的誓言：再也不会原谅英国人的“罪行”。很快，这首诗就以其灾难性的方式表明，要想通过煽动仇恨来达到某种目的是多么容易（这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矮个子犹太人还走在了希特勒的前面）。

　　①“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是柏林中心的一条街道，普鲁士的许多政府机构坐落在那条大街上，在修辞上被用作“帝国政府”的同义词，直到1945年。

　　这首诗就如同一枚炸弹落进了弹药库。还从来没有一首诗，甚至《守卫莱茵河》，能如这首臭名昭著的《憎恨英国之歌》一样如此广泛地传播开来。德国皇帝非常高兴，授予利骚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所有报纸都转载这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读给孩子们听；军官们出现在前线，将这首诗朗读给士兵们，直到每个士兵都能把这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这还不算完呢。这首小诗被配上音乐，扩展成合唱，在剧院上演。不久，全德国七千万人口当中就再没有一个人不能从头到尾背诵这首《憎恨英国之歌》。再往后，全世界都知道这首诗，当然，人们的热情要小得多。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得到了一位诗人在这次战争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当然，这种烈焰般的荣誉，后来也如同涅索斯的衬衣^①在他身上烧起来。

　　①“涅索斯衬衣”，意为带来灭顶之灾的礼物。故事来源于古代希腊神话：半人半马的涅索斯被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杀死，他的血中还有死亡之毒。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出于嫉妒让他穿上浸满涅索斯血液的衬衣，他感到浑身剧痛，也无法脱掉衬衣，最后在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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