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3)_茨威格

五三

　　实话实说，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大众最初的情绪爆发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些很不容易摆脱的东西。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这种感觉在和平时期他们原本能更好地感觉到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召唤，将渺小的“我”融入沸腾的大众当中，清除一切自私杂念。在这短暂的时刻，奔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

　　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一位邮局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写员、鞋匠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为英雄，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位穿上军装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经提前用“英雄”这个浪漫的名字充满敬意地向他们致意。他们认可那自己并不了解的权力，而这权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拎出来。

　　在这过于兴奋的最初时刻，纵然是母亲的悲伤、妻子的恐惧都羞于有自然感觉的流露。也许在这种狂热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种惊涛骇浪如此凶猛、如此突然地向人类袭来，它表面上泛着泡沫，它将人形动物身上那些昏暗的、无意识的原驱动和本能推到上面来。这种诉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称为“对文明之厌恶”的大发作：人们要有那么一次契机，去冲破市民社会的法律法条，让最原始的嗜血本能尽情放纵。与这种狂热掺和到一起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献祭的欢娱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然轻信，旗帜与爱国主义言辞的巫术魅力。有那么短短的一刻，这种无法想象的，几乎用言词无法描述的千百万人的如醉如痴，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种狂野的，几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

　　今天这些只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年轻一代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为什么1939年的大众没有和1914年那样的兴奋？为什么他们只是严肃而决绝、沉默而听天由命地听从指使？这次的战争和上次的不是一样吗，按说在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还是为了更神圣，更高级的目标，这是一场争夺理念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境线或者殖民地？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我们1939年的世界上，已经不像1914年那样有那么多幼稚天真的轻信。当时的民众还不假思索地相信他们尊奉的权威，在奥地利没有人会想到：在并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受尊崇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会在自己八十四岁的高龄向他的子民发出战斗号召；在没有邪恶、狡猾、凶残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之时，他还会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牺牲。德国人也都读到了皇帝写给俄国沙皇尽力争取和平的电报。人们对“上层人物”、对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他们的判断和诚实怀有极大尊敬，这一想法还占据着普通人的头脑。如果有战争发生，那一定是违背了本国政治首脑的意愿的；他们自己不可能有责任，整个国家没有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肯定是在敌对方的国家里，这些犯罪之人，这些战争的推动者。人们拿起武器，这是自卫，针对那些有坏蛋行径的卑鄙敌人，因为他们无端地侵入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

　　1939年，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人们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对本国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本国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经消失了。自从看到他们在凡尔赛如何出卖了长久和平的可能性，人们开始鄙视外交手段。各民族还都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客在解除军备、废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样无耻地欺骗了自己。从根本上说，在1939年，人们不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存有尊重，不会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会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议——“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以来，人们就完全不再相信张伯伦的深谋远虑；在意大利、德国，民众满是恐惧地看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驱赶到哪里去？

　　当然，人们不能抗拒，这关涉到祖国，于是士兵们拿起了武器，于是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从前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没有了。人们服从，但是不再欢呼；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再梦想成为英雄。整个民族以及单个的个体都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牺牲品而已，坑害他们的要么是人世的、政治上的愚蠢，要么是难以理喻的、险恶的命运之力。

　　可是在1914年，在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大众对战争哪里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了解战争，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那是一个传说，正因为战争的遥远，这又让它变成英雄的、浪漫的。他们仍然透过教科书或者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来看待战争：军服光鲜的骑兵进攻令人眼花缭乱，致命一枪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脏，整个军队开拔就是一场无往不胜的凯歌进军。“圣诞节我们就回来了！”

　　1914年8月的入伍新兵笑着对他们的母亲喊道。谁在乡村和城市里还能回忆起“真正的”战争？最多还有那么几位老人参加过1866年反对普鲁士的战争，而当初的敌人这次成了同盟者。那是一个多么速战速决，不那么血腥，年代久远的战争！整个出击就三个星期，没有很多牺牲就结束了，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游，一次充满阳刚之气的狂野冒险：在一些头脑简单的男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就被描绘成这样的画面，年轻人甚至诚心诚意地不愿意错过生活中这令人激动的美好场景。他们因此激动不已地挤向募兵站的旗帜，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往战壕的火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血管里都涌动着这狂野的、燃烧的血流。

　　1939年的这一代已经知道什么是战争。他们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的，而是野蛮的；他们知道，战争会一年年持续下去，那是一段任何代价都无法补偿的生活；他们知道，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会佩戴橡叶勋章，身披彩色绶带，而是在战壕或者营地里度过几个星期，身上长满虱子，渴得半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到敌人时，就可能被远处发射的枪炮打得碎尸万段。人们从报纸上、电影里提前知道那些新型魔鬼技术的灭绝手段：巨型坦克会将所到之处的伤员碾成肉酱，飞机会将尚在床上的妇女儿童炸得血肉横飞。人们知道，1939年的一场世界战争由于那没有灵魂的机械化，会比人类历史上此前的任何战争更邪恶，更野蛮，更无人性。

　　1939年的这一代人当中，没有人会相信战争有上帝所愿的正义性；更为糟糕的是，人们也不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长久性。人们还能很清楚地记起上次战争带来的一切失望：战争带来的是悲苦，而不是富裕；是怨艾，而不是满足；是饥馑、通货膨胀、革命、公民自由的丧失、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那是一种让人神经崩溃的不安全感，人和人之间信任全无。

　　这带来了区别。在1939年的战争中参加战斗，有一种精神上的意义：这关乎自由，关乎去保存一种道德财富。为一种意义而抗争，这让人们变得坚强，变得矢志不移。在1914年的战争中，人们对战争的真实还一无所知，战争还服务于人们的痴心妄想，人们还梦想着一个更美好、更公正、更和平的世界。仅仅是妄想，而不是有所知，才让人们感到幸福。因此，当时的牺牲者们才沉醉着、欢呼着走向战壕，他们身上带着花环，钢盔上带有橡叶徽记，大街上人声鼎沸、灯火辉煌，如同过节一般。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陷入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绝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能明察秋毫，那完全是因为我到那时为止的生活方式。两天以前我还在“敌对国”，因此我完全确信无疑，比利时的大多数民众与我们自己的国人同样热爱和平，同样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在世界主义的理念当中生活了太长时间，无法在一夜之间突然开始憎恨另外那个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国一样。我多年以来就对政治有着不信任，而且正好是最近几年在与我的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可能发生战争是多么非理性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注射过不信任疫苗来预防爱国主义狂热。我对这场战争之初的高烧发作有所准备，但仍然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欧洲有必要统一”这一信念因为一场兄弟间的争端发生动摇，而导致这场争端的是拙劣的外交官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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