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50)_茨威格

五〇

　　那是一家小小的郊区电影院，与那些由铬和闪光玻璃装潢起来的新时代豪华设施不可同日而语。那里只有一个改建的大厅，里面都是小人物，有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小贩，他们是一群真正的老百姓，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尽管电影院里禁止吸烟，他们还是向污浊的空气里再吐出斯卡费拉蒂（Scaferlati）牌和卡波拉尔（Caporal）牌散装烟的蓝色烟雾。银幕上首先放映的是“世界新闻”：英国的划船比赛，人们在说说笑笑；然后是法国的军队检阅，这时人们仍然没有太在意；然后是第三个画面：德国威廉皇帝在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我一下子就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相当熟悉的丑陋的维也纳西站的站台，上面站着几个警察，正在等待一辆列车。然后是一个信号：年迈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沿着仪仗队走过，去迎接他的客人。银幕上出现的老皇帝，已经有些驼背，沿着仪仗行列走过时步伐也有些不稳，图尔人对这位白胡子老先生还是发出了不无善意的笑声。接下来画面上有一辆火车开进来。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车厢。包厢的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走出来：八字胡高高地上翘，身着奥地利的将军制服。

　　就在威廉二世在画面中出现的这一时刻，这个昏暗的空间中突然临时爆发出一片疯狂的口哨声、跺脚声。大家都在大喊、吹口哨，女人、男人和孩子都在咒骂，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本人似的。这些性情愉悦的图尔人，对政治和世界的了解超不出当地报纸上写的内容，但是在那一秒钟却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感到不寒而栗，直到心底，因为我能感觉到，通过这么多年的仇恨宣传，这种毒害已经多么深地进入人们的内心：甚至在一座外省的小城市，并非恶人的市民和士兵已经被鼓噪得那么仇恨皇帝、仇恨德国，哪怕一个在银幕上快速闪过的画面都能引起这样的爆发。那不过是一秒钟，就一秒钟。当另外的画面出现时，一切都被忘记了。人们现在看着喜剧电影开怀大笑，高兴地用手拍打着膝盖，发出声响。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但是这一秒钟让我看到，在严肃的危机四伏的时刻要想煽动起民众有多么容易，哪怕有那么多致力于民族理解的尝试，哪怕我们自己也在为此努力。

　　整个晚上我心情沉重。我无法入睡。如果这发生在巴黎，我也同样会感到不安，但是不会这么震撼。仇恨已经传播到外省，侵蚀到善良而天真的百姓，这让我感到战栗。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这个插曲讲述给朋友们。他们大多没有太当一回事儿：“我们法国人当初多么嘲笑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盟。你不了解法国人，他们对政治不深入考虑。”只有罗曼·罗兰不这么看。“民众越天真，就越容易去左右他们。自从庞加莱^①当选以来，情况就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会是一场愉快的旅行。”关于那个夏天将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我们也谈了好长时间，罗曼·罗兰对此的态度也比别人有更多的怀疑。“一旦部队动员令贴出来，还能有多少人抗得住，谁知道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敏感、大众歇斯底里的时代，这在战争中产生的暴力是无法预见的。”

　　①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2—1913年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和总理，1913—1920年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他在1914年前往俄国访问。著名的数学家、法兰西院士昂利·庞加莱是其堂兄。

　　可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担忧的时刻飞快过去，就如同蜘蛛网在风中消失一样快速。我们虽然时不时地想到战争，但是并不比想到死亡的时候多——二者都有发生的可能，但是也许会在很遥远的将来。在那些日子，巴黎太美，我们自己太年轻，太幸福。我今天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迷人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人王子”（prince de poetes）这一称号，我们故意推举出一位“思想者王子”（prince des penseurs），一位老实巴交、头脑有些简单的男人，他让大学生隆重地将自己领到“先贤祠”中罗丹的那幅雕像作品前。^①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一样在诙谐讽刺的宴会上大吵大闹。那正是树上花开的季节，轻盈的空气中有甜甜的味道。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谁还愿意去想那些难以想象的事情？朋友间的友谊比以往更加深厚，而且是在异国——在一个“敌对的”国家——赢得了新朋友；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无忧无虑；人们因为自己的无忧无虑而热爱这座城市的无忧无虑。

　　①罗丹的经典性雕塑名作《思想者》自1906年起进入“先贤祠”。

　　我在最后的几天里陪同维尔哈伦去了鲁昂，他在那里有一场演讲。我们夜里站在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泛着迷人的闪光：这样纤柔的奇迹，应该属于某一个“祖国”吗？它难道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就在那同样的地方，两年以后他被自己歌颂过的机器碾得粉身碎骨。^①他拥抱我。“8月1号，在我的卡佑基比克见！”我答应他，因为我每年都去他的这个庄园拜访他，和他一起一字一句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今年就不这样做呢？我不带任何忧虑地与其他朋友告别，与巴黎告别，那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伤感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那样。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的计划很明确。

　　①1916年11月，维尔哈伦在鲁昂火车站遭遇交通事故，他在试图登上一辆已经开动的火车时，不幸跌落，被火车碾压身亡。

　　现在要回到奥地利，避居在乡下什么地方，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有所进展（五年以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这样我就完成了《三大师传》，我要通过这本书让读者看到三个伟大国度里各自最伟大的小说家。然后，去维尔哈伦那里。也许，冬天我就可以完成那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去组建一个致力于思想沟通的小组。三十二岁这一年，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坦和光明。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夏天，世界显得如此美丽而又富有意义，正如一枚珍贵的果实。我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当下，因为它更出彩的未来。

　　可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发出了一声枪响。在这枪声中，那个我们曾经在其中受教育、成长和栖身的充满安全感和创造理性的世界，正如一只空陶罐一样，被击得碎成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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